中国革命战争纪实--长征卷

  第十九章: 经营陕北根据地

 

红军向何处去。1935年秋冬,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红一方面军正在进行直罗镇战役时,正逢中华民族的危机达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之际。当时,实际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已经奉送给日本侵略者了,日本还掀起华北五省“联合自治”的恶浪,要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而此时,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重兵进行反共内战。对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来说,新的政治形势、陕北的实际状况、中央探索革命新策略的内在愿望民,在推动他们思考着更加重大和紧迫的问题:工农红军究竟要向何处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张闻天提出了一种意见:立足陕北,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向外蒙古靠拢,以便打通和苏联的关系,取得国际支援。一些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第二种意见,即:确保陕北,向西扩张。向敌人力量软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区发展,以便建立一个资源较为丰富、地域更为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尽管上述两种意见的方向不同,但都强调以巩固陕北根据地为中心任务。而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则提出了与上述意见根本不同的主张:离开陕北,到陕南另谋生路。

林彪要求去陕南。林彪提出去陕南的要求,不仅仅是因为陕北艰苦而要到陕南去生活得好一些,他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那就是摆脱自己的历史而独自去闯天下。林彪常说:“我有时是虎,有时是狐狸。”现在,他要决定自己是做虎还是做狐狸,不能既做虎又做狐狸,否则太不洒脱了。他显然是以为自己经过10多年的奋斗,现在的军事底子、政治资本已足够独自闯天下了。于是,12月9日,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提出由他带领部队到陕南去打游击,并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信后,不禁为之一惊。张国焘南下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林彪又提出了一个南下的主张。这无疑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又平添了一个大难题。但毛泽东很快冷静下来,他的推断的确不无道理:张国焘是有阴谋的人,而林彪还只不过是一位刚刚脱掉稚气的青年人而已,形势好了就兴奋,形势不好了就悲观。12月1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给林彪以很高的评价,并充分肯定了他的功劳。电报对林彪南下主张作了坚决的否定。几天后,林彪来到了中央,毛泽东和他进行了面谈。按毛泽东的主张是东征,东面是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山西。陕北、山西只有一河之隔,前方、后方的联系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林彪感到毛泽东提出的向东发展的决定要胜过他提出的到陕南打游击的主张,于是,他接受了中央的决定,并着手进行东征的准备。

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李维汉等人。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先由林育英就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战略方针介绍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然后,就政治和军事问题,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

讨论政治问题时,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着危亡之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但博古却担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否可靠,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属于一个阶级的范畴,他们剥削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他还引用了斯大林的话来做理论根据,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对此,毛泽东在第二天的发言中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党在福建事变中失策,就在于套用了“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博古当时就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话了。

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之后,会议全面分析了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着手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同中国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关门主义倾向,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相应地调整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张闻天受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在分析了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为: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

瓦窑堡会议上,中共相应地改变它的许多政策:1、改变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2、优待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3、优待一切愿意反日反卖国贼的白军官长、士兵。4、改变对富农的政策。5、放宽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政策。6、保护华侨。12月23日,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发言。他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自己的殖民地的形势之下,在中国工农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状之下,党的军事策略即战略方针应有如下各项:1、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如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2、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1936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本作战的力量”。3、猛烈扩大红军。4、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和苏联联系”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5、红一方面军以外之红军,对于南京卖国贼军队之削弱与牵制,有极大的战略上的作用。6、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7、使白军士兵革命运动在民族战争旗帜之下,同抗日红军、抗日游击队结合起来。

最后,会议由毛泽东作结论:从现在起40天工作,准备东征。两个任务:巩固、发展苏区占百分之九十,打通和苏联联系占百分之十。中国革命是大事。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困境,迎来了全国规模的抗战,中国革命也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