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纪实--长征卷

  第22章: 西北抗日大联合

 

战俘使者高福源。深明民族大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迅速结束内战,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决定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展统战工作,并在瓦窑堡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建立联合抗战的“西北大联合阵线”。而此时的张学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身负国仇家恨,忍受“不放一枪,丢失东北”的骂名,心情愤懑,在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也一直在秘密寻找与中共联系的切口,寻找结束内战以参加抗战的途径。

终于在1936年的1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两者联结到一起了,其中的牵线人就是红军的战俘-高福源。高福源曾任张学良的卫队长,后在王以哲部队任团长,颇受张学良、王以哲的赏识,是东北军中的一员骁将。在1935年10月的榆林桥战役中,高福源为红军所俘。他主动找到在甘泉地区指挥前方作战的彭德怀,提出回去劝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彭德怀电告中央后,同意了高福源的意见。高福源先到洛川见了东北军的王以哲军长,然后由他密电报告张学良,张学良于第二天乘飞机专程来洛川与高福源见面。

李克农两次赴洛川。张学良在与高福源见面时,要高回去转告红军,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进行进一步的商谈。党中央决定派中共西北中央局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前往洛川与张学良会谈,并提出了谈判条件:1、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2、目前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3、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征求张学良、王以哲的意见;4、请张学良、王以哲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的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5、立即交换密码;6、欢迎王以哲军长与彭德怀见面。1月20日晚,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进行了历时3个小时的会谈。李克农向张学良说明了中共的态度。张学良答应回西安后去甘肃、南京会晤于学忠、蒋介石,劝其放弃一党专政。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张学良的第一次接触,双方了解了对方的态度,意义重大。

2月中旬,高福源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了张学良希望李克农再到洛川的愿望。于是,中央决定让李克农于20日再赴洛川。并指示:1、处处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2、求得互不侵犯的协定的订立;3、坚持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如何召集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权辱国的会议。坚持抗日和声讨卖国贼的不可分离。但是,这次谈判中,决不应这些原则而和张学良造成尖锐对立,致初步协定的破裂。因此,谈判的原则是: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2月25日,李克农、钱之光、高福源等人抵达了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了第二次洛川会谈。这次会谈,从3月3日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5日凌晨4时左右。虽然双方在抗日是否要反蒋、红军东征行动路线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会谈的整体气氛是和谐的,态度是真诚的,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大的。会议达成的口头协定是:1、张学良请中共方面派一名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与他举行会谈,地点定在肤施。2、由中共方面派一名代表常驻西安,张学良给予“灰色掩护”,以利开展工作。3、关于红军代表去苏联问题,可经过新疆,由张学良负责与盛世才联系。第二次洛川会谈,使张学良在联共抗日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也为不久以后举行的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铺平了道路。

周恩来与张学良会面。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告知中共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定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还就双方会谈内容提出如下建议: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选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周恩来一行于7日从瓦窑堡启程,8日晚到达肤施城外的川口。9日上午,张学良自驾飞机偕王以哲、刘鼎自洛川飞抵肤施。下午6时,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天主教堂会面。在会谈中,他们谈了很多问题,但谈论得最多的还是民族危机,以及如何制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问题。张学良谈了他在国外的见闻,也谈到了他的一些糊涂认识。他说:“我一度认为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的障碍。所以我回国后,是竭诚拥护蒋介石做中国领袖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的信念动摇了,深感国民党政府作军队的腐败,靠国民党来救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但张学良同时也表示:“共产党的抗日和蒋先生的攘外,都附带倒蒋或安内,对此他不能苟同,因为日本军部绝不会等着倒蒋或‘剿匪’。另外,蒋介石是现在中国的统治者,搬开他来抗日是不可能的。”他觉得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宜再提反蒋。他不抗日,我们可以逼他走上抗日道路,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是不是更好些?周恩来表示,将对张学良所提出的问题认为研究。但同时,他也尖锐地指出:“不错,蒋介石是有一定实力地位的,抗日不争取他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问题是,他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所谓‘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思想指导下,对日寇妥协退让。所以向他展开一些斗争是必要的。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对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但是,张学良仍认为,蒋介石顽固是顽固,但只要用最大的力量去争取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中来的。他说“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这次会谈,从晚上8时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

争取杨虎城。就在对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联合抗日工作秘密进行的同时,中共中央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也悄然地迈进着。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派遣时任中共陕西地下行委委员兼红26军政委、对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较为熟悉的汪锋,携他的亲笔信前往西安约见杨虎城。在汪锋到西安一周之后的一天晚上,杨虎城秘密会见了汪锋。汪锋谈了目前形势和联合抗日的主张,并回答了杨虎城所提出的疑虑及问题。杨虎城听后,比较满意,他并未表明态度。以后的一段时间,汪锋又会见了杜斌丞、邓宝珊,转交了毛泽东的信,说明了中共的主张和对他们的希望。杜斌丞真挚地表示,他会尽力去促成两军的合作抗日。

就在中共中央派出信使联系十七路军的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在积极工作着,向杨虎城表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北方局派出了情报部部长王世英,随十七路军代表崔孟博来到西安,会见了杨虎城。二人达到了初步协定的四项原则,即:互不侵犯防区;建立电讯联系;建立交通站,掩护红军人员往来;作抗日准备,教育部队抗日等。就在汪锋与王世英离开西安不久,衔命而归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王炳南也到了西安。王炳南的父亲与杨虎城是世交好友。王炳南介绍了国际形势,希望杨虎城尽快与红军达到联合。至此,中共中央、北方局党组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各自独立进行的对杨虎城统战工作的三条线索交汇到一起了。

为更好地加强对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8月26日,毛泽东派遣秘书张文彬到西安,专门做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9月6日晚间,张方彬与杨虎城密谈了近两小时,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1、互不侵犯,双方在各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2、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七路军负责掩护。3、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到1936年秋天,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