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纪实--长征卷

  第23章: 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上)

 

林育英耐心劝服张国焘。林育从莫斯科回国到陕北后才知道,红军内部发生了分裂事件。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林育英从1932年以来,就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劳工分支工会联盟的代表,与王明一起工作。他是张国焘的老朋友,深受张国焘信任。中央决定由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

毛泽东就此事专门约林育英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你现在回来了,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要尽快设法将他们拉回来。”林育英怕这工作做不好。毛泽东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

自张国焘南下以来,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南下之初,张国焘趾高气扬,极度贬低甚至咒骂中央,宣布另立中央。但自从另立中央之日起,张国焘就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另立中央的事实,让许多被蒙蔽的红军将士清醒了,反而使张国焘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

1935年12月22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劝告他注意维护党内团结,并就组织统一问题,提出:“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要张国焘“熟思见复”。朱德看到林育英的来电后,十分欣喜,因为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坚持南下的做法,一直以来都使朱德总司令感到十分苦恼,他虽然多次劝说张国焘改变主意,放弃第二“中央”,但张国焘总是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无疑对于促进张国焘转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林育英在极力说服张国焘的同时,也积极地在毛泽东等人中间时行斡旋与调解。在中央做出上述决定之后,他找到毛泽东说:“过去的争论以及现在两个中央的对立,虽不幸,但这是苏维埃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以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我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我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进而,他提出在陕北设立西北局,在川康设立西南局。朱德再次致电中央,向党中央提出一个建议:“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职权,以国际代表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中央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只要张国焘取消其另立的“中央”,可以成立西南局,暂时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向联系,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张国焘开始动摇。此时,张国焘已敏感地意识到:事态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如果他再一意孤行,就要背上“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在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双重压力下,张国焘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1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发来的瓦窑堡会议决议的要点。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傅钟等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议,并表示应在党的新的策略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也表示同意,但作为下台的台阶,他主张在组织上成立西南局,归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的指示。实际上,这等于被迫同意取消伪中央。

种种迹象表明,在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强大压力之下,张国焘坚持其“临时中央”的决心已经开始动摇。1月28日,张国焘以他和朱德两人的名义,就他们所面临的敌情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问题致电林育英并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张国焘还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他掌握的红二、六军团的西进情况。针对张国焘态度的转变,2月9日,张闻天致电表示:得知双方在基本上已有了一致意见,无比高兴,其他问题可以从长解决。面对张国焘所提出的新问题,陕北党中央采取了既坚决而又灵活的斗争策略。关于张国焘提出要中央改为西北局的无理要求,林育英、张闻天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取消党中央的领导,毅然否定了张国焘所提出的办法,并要求张国焘等人在组织上用西南局名义,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

此时,张国焘虽然仍坚持与党中央平分秋色,同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与陕北的党中央相比,他显然占了下风。在政治方面,毛泽东等人得到了林育英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略策略的制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不断的关怀,加上南下的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领导人,一直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张国焘的南下主张越来越没有市场。自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来到陕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后,甚至连一向支持张国焘的陈昌浩,也改变了态度,这使张国焘在政治上逐渐成了孤家寡人。所以,张国焘自己也承认,他在党内的地位开始下降,不得不在分裂党和红军的路上逐渐往回走。

撤离天全、芦山。1936年2月初,天全、芦山的形势日益严重,国民党军集中了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经过一系列激战,红军伤亡较大,红四方面军总部认为继续与敌主力决战将对南下红军极端不利。于是,红军被迫撤离天全、芦山等地。红军总部由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下一步究竟向何处发展,成为南下红军急需解决的战略性问题。南下红军的领导人接到林育英和张闻天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指示电后,对共产国际给出的三个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的方案。至于夺取四川或南下云贵川的方案,大家认为难以实现。

1936年2月中旬开始,红四方面军分为三路纵队,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首罕、炉霍、甘孜进军。第一路为先锋纵队,由红30军89师组成,由刘伯承、李先念率领,负责为全军开路;第二路纵队由红30军、4军、5军及9军25师组成,由红军总部与方面军总部率领;第三路纵队由红31军、32军组成,由王树声指挥,配合主力红军夺取康定,并对天全、泸定方向之敌实行警戒,掩护后方医院的搬运。红军总部从宝兴出发,随第二路纵队向西进发。

翻越大雪山。西进路上,红军首先要翻越的是位于宝兴和懋功之间海拔3000多米的夹金山。翻越这座雪山,对于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已经是第二次;对于南下的红一方面军将士来说,则已是第三次了,他们前两次翻越此山分别是在夏秋两季,而这次是初春时节。当地有首歌谣:“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从中道出了在这个季节翻越此山的难度。

夹金山下有百十里路,为了避开午后凶恶的大风暴,部队选择凌晨出发。山高、路滑、天黑,不知有多少人摔进雪窝后再也没有出来。中午时分,部队爬上了山顶,身上的汗水早已浸透了单薄的衣服,寒风一吹,冰凉直透肌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76团走在一起,费了好大的劲,终于登上了顶峰。徐向前感慨万千:1935年6月初,红一四方面军就是在这一带会师的,这真是座不平凡的雪山,它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下山时,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突然云雾翻滚,狂风大作,山风卷着雪花,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冰凉湿冷的单衣被狂风一吹,完全失去了御寒的功能,战士们被冻得浑身哆嗦,只能咬牙坚持着,天黑时分,部队终于翻过了夹金山,找到了有人烟的地方。

沿着格石扎河行军两天以后,一座更加雄伟的大雪山-折多山挡住了红军的前进道路,其主峰党岭山海拔50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有“万年雪山”之称。山上空气稀薄,不时有风暴、雪崩发生。当地人还告诉红军,翻越党岭山,必须赶在中午12点钟以前,因为每天下午都要起风暴,人到那里,就别想活命。总指挥部派出刘伯承、李先念率红30军为先遣队先过山。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越觉得头晕脑涨,四肢无力,呼吸困难。白天还好一点,夜间真是寸步难行。由于空气稀薄,走快了喘不过气来;走慢了又冷不可支。气候变化无常,有进狂风夹着大雪,使人立足不稳;有时雨雹并作,使人心慌腿酸眼花。但又不能坐下,一坐下就有死亡的危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随红76团一起行动。部队下午出发,在半山腰过夜,以保证翌日正午前通过党岭山。几万红军将士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付出巨大的牺牲,终于征服了长征途中最大的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