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纪实--长征卷

  第二十四章:红二、六军团突出重围(上)

 

红二、六军团长征两个阶段。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即从湖南桑植到贵州盘县,这一阶段是以争取在湘黔滇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继续坚持和发展江南革命斗争为目的的战略转移;1936年3月至10月,即从盘县到甘肃的将台堡,这一阶段是奉命渡江,北上抗日,与中央红军会师陕北,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而斗争。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它是红军长征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让川鄂湘黔根据地“生机绝灭”。1935年夏秋之际,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苏区的胜利发展成为长江以南-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最重要的柱石。苏区处于长江中游,北临武汉,南接长沙,对蒋介石的统治造成了很大威胁。于是,蒋介石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红二、六军团这支“江南孤军”上了,他调兵遣将,围攻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领导的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企图彻底消灭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六军团。

从1935年9月初开始,蒋介石一方面以原有湘、鄂两省参加“围剿”的兵力,共约86个团,巩固和增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封锁线;另一方面由鄂、赣两省增调孙连仲纵队3个师及一个独立旅、樊嵩甫纵队4个师,共约42个团,到五峰、澧县、石门、慈利之线准备进击。蒋介石还下令成立宜昌行辕,委派陈诚任行辕参谋长,代行他的职权。此外,在经济上则对苏区实行更加严密的封锁,以造成红二、六军团补给上的更大困难,妄图使红军“生机绝灭”。

陈诚将130余团另加地方保安团队,总兵力30万之众的部队,部署在北迄宜昌、南至黔阳、东起南昌、西至毕节的广大地区,使红二、六军团东不能进入江西原中央苏区,西不能沿中央红军转移路线前进,北不能渡长江与川陕红四方面军会合,也不能返回原湘鄂西苏区。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宜昌行辕确定的战略意图是:以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作战方针,将红二、六军团包围、压缩、消灭于龙山、桑植、永顺等湘鄂黔根据地中心区域。10月18日,陈诚发布了第一期“进剿”计划,以湘军何键部和鄂军徐源泉部,从根据地的南、西、北三面实行防堵;以孙连仲纵队和樊嵩甫纵队为进攻部队,将红军向西压迫。“进剿”和“堵剿”协同作战。

对此,红二、六军团拟定的作战方针是:“在一四方面军东进川陕地区配合下,依据其向西逼退我军包围于龙山、桑植、永顺狭小地区之计划,再寻求机动,在运动中击灭其他方向之敌。”于是,在国民党军新的大规模围剿即将开始的时候,红二、六军团为了争取主动,于9月上旬,主动撤离津市、澧州,集结在石门西北的维新、仙阳、大兴、磨岗隘一带,寻机破敌。但是,这次敌军没有采取通常使用的那种长驱直入、急进猛追的战略,而是采取围剿中央苏区的战法,从四面八方对红军实行包围,逐段修筑碉堡,交替稳步前进,最后再寻找有利时机,与红军主力决战。这对于红军的反围剿造成了很大不利。敌人日进三五里,封锁线愈收愈紧,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情势日益危急。

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10月上旬,面对极为严峻的形势和敌我双方的态势,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对红二军团的行动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一致决定:鉴于红一、四方面军未有东进计划,湘鄂川黔苏区地形不利于兵力机动、实行运动战,以及其他主观方面的原因,在当前情况下继续活动在范围有限的苏区内部打破敌人新的围剿是困难的。红二、六军团主力应转移到黔东石阡、镇远、黄平地区活动,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和敌人进行运动战,积极创造条件,转入反攻,争取在那里创建新的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于10月17日和23日,先后在石门的渡水坪和热水溪召开军委分会会议,对行动方针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11月4日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了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联席会议,讨论行动方针。这时,摆在红二、六军团面前的,有三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一是突围后转移到石阡、镇远、黄平地区,二是突围后在现有苏区附近活动,三是继续在现有狭小地区内防守。军委分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主力部队撤出苏区,坚决突围远征至湘黔边,向敌军防守薄弱的贵州石阡、镇远、黄平方向前进,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创建新的根据地。刘家坪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重要会议,红二、六军团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转移的转变。

会后,红二、六军团便开始部署战略转移行动。为了加强主力部队,新组建了红5师、红16师共5个团。调整后红二、六军团的部队序列是: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下辖第4师、第5师和第6师。第4师:师长卢冬生,政委冼恒汉。第5师:师长贺炳炎,政委谭友林。第6师:师长郭鹏,政委廖汉生。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夏曦。下辖第16师、第17师和第18师。第16师:师长周球保,政委晏福生。第17师:师长吴正卿,政委汤祥丰。第18师:师长兼政委张振坤。

面对敌人的四面包围,选准突破口是关键。按常理,红军部队向贵州转移应该向西走,况且西边敌人也比较薄弱。但贺龙认为,如果直奔贵州,后边跟着咬得很紧的十几万敌军,红军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因此,他建议先到湘中,威胁长沙,调动敌人大批兵力追往湘中,打乱敌人的追剿计划。大家研究决定,采取逐步向湘黔边转移的办法,第一步拟先进至湘中沅、资两水地区。当敌尾追部队接近时,集中力量打击尾追之蒋系主力樊嵩甫纵队,尽可能避免进入桂粤边境地区。同时,为了配合红军主力的转移,决定将红18师留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内活动,执行迷惑、钳制敌人的任务。指示他们待主力红军出发后,应向西佯攻,红敌人以红军向西突围的假象。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代表军委分会下达突围命令。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动,经湘中、湘西横贯贵州、云南,渡金沙江入西康,于1936年7月1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突破澧水、沅江防线。为了摆脱和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采取了声东击西、逐步转移的方法。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红六军团第17师为突围转移的先头部队,该师红49团为先头团,任务是:迅速抢渡澧水、沅江,突破敌人沿两洒构筑的封锁线,为主力部队打开一条通路。先头部队在王震的直接指挥下,于11月20日黄昏出敌不意地到达了大庸县城以东的张家湾、黄家铺、安坝渡一带,前锋直抵澧水北岸的潭口附近。

滔滔澧水是湖南境内有名的四大河流之一,尽管江面宽度不过百米左右,但水底暗礁林立,又因为源自湘西山区,穿险山、越峻岭,水深浪急,很难徒涉。驻扎在澧水南岸的国民党守军是李觉纵队的第19师邓南骥旅,该旅沿着河边的高地筑起了大大小小的明碉暗堡。没有桥,也没有船,更没有强大炮火的支援,在这毫无遮掩的江面上,红军只有依靠自制的简陋竹筏硬拼过去,难度不言而喻。

师参谋长刘转连与团长王烈沿着江边观察敌情,确定了渡江计划:从全团挑出善于泅水的战士,组成偷渡的突击队,以突然性达成渡江目的。由王烈率第1营,尾随突击队跟进,如果偷渡不成,即行强渡。渡河点就选在临近江边的一道山沟口子上。经过仔细挑选,王烈挑出了30名身强力壮、水性好的战士,组成偷渡突击队。他们都带着清一色的好武器和8枚手榴弹,秘密接近渡口潜伏待命。火力队也已组织好,全团的轻重机枪都集中起来,在岸边的山梁上排开,支援突击队抢渡。

突击队在王烈团长的带领下,开始行动了,紧随突击队之后的是1营的战士。战士们屏住呼吸,奋力搏水,向着对岸疾冲。突然,一阵刺耳的枪声划破夜空,敌人发觉了。顷刻间,无数条火舌从对岸直冲江面,密集的子弹向江对岸横扫过来。“偷渡不成,立即强攻!”刘转连一声令下,全团轻重机枪一齐开火。顿时,火光四射,烟火笼盖了百米江面。突然随着一声巨响,对岸升起了一簇火光,敌人的碉堡被红军打着了,红军战士们正扑向敌一座座碉堡,岸边有许多战士正继续跨上滩头,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在对岸滩头展开。正在这时,侦察排在下游四五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新的渡河点。刘转连迅速带领2、3营,乘着1营吸引住敌人,顺利渡过了河。红军两面夹击,一举将守敌全部歼灭。敌人经营已久的澧水封锁线,终于被红军突破了。但是,这次战斗,红军也付出了不小代价,红49团团长王烈和少共省委书记周玉珠不幸牺牲。

红49团指战员连夜启程向南疾进,经过150多里的强行军,在11月21日晚8时到达了沅江渡口洞庭溪。接着,红军架好浮桥,占领了几处渡口的高地,控制了江面。其中,大晏溪渡口,是沅江上的一大渡口,位于洞庭溪渡口上游15公里处。渡口两岸的滩头,均为茶林、竹丛。敌人火力互相交叉,防范也甚严密。49团团长刘开绪连夜从张家湾渡口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动作,袭占了大晏溪渡口。他们在打掉了渡口守敌后,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控制了江面,并搜集了各种渡船30余只,还连夜架起了浮桥。红军顺利地渡过了沅水。

红军在山岭小道上急行190公里,渡过澧、沅两水,终于冲破了李觉自夸“可保无虞”的封锁线,使陈诚的第一期“进剿”计划化为泡影。为了挽回面子,陈诚下令追查责任,给湘军第19师师长李觉记下两次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