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未能打赢朝鲜战争，这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总在想方设法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其实，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不仅如此，它在东亚追求的国际目标实际上也各美国的一样，即和平、贸易，并与苏联保持距离。然而，由于美国领导人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所以针对中国还是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美国领导人以报复的心态拒不正视上述事实，坚持认为中国意欲征服整个东亚。这些显然与实际不符。可是美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信过去对红色中国的指控，当时中国一开始干预朝鲜战争，就被扣上了“侵略”的帽子。当朝鲜战争最后停火时，美国最高军政领导人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他们带给人们的印象是：美国实际上赢得了胜利，因为它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民整体上接受了这一看法，或者起码认为，这场战争最差也是打了个平手。不管如何，美国人民对停止流血，战争没有升级为世界性冲突而感到欣慰。

但是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却有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这种情感因无法向公众透露而变得特别强烈。他们明白，本来在1951年就可取得的和平却延至1953年才最后得到。他们知道两年所受到的一切痛苦、牺牲和损失通通都是无谓的；1953年最终停火线和1951年的几乎没有多大差别。1953年美国所接受的条件两年前也许就有可能达到。美国领导人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的南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1951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同红色中国的冲突，将会是一场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因为美国面临的巨大危险是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尽管美国领导人承认这一现实，而且事实上也并不准备直接进攻中国，但他们对北京所抱的仇恨，却远比对克里姆林宫的要深得多。为了替这种极端的对抗立场寻找根据，美国只得坚持说红色中国人侵略成性。美国领导人在心目为为这种侵略臆造了证据，即：中国在朝鲜进行干预；北京有意攫取台湾；中国人支持自1946年以来一直支持越盟反法叛乱。

然而这三个证据中没有一个能证明中国的侵略。进入朝鲜的行动从严格意义上说是防卫性的，其目的是为了保留一块历史盾牌，保护北京周围的中心地带。对北京来说，决心拿下台湾乃是中国内政问题，因为就连蒋介石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对越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防范措施，因为中国担心美国会干涉越南，消灭共产党，在中国的南疆建立一个由美国扶植的国家。这与美国支持印度支那的反动势力相比，北京对越南共产党的支持是不过分的，而且完全是处于自我保护的目的。

然而美国领导人却拒不正视中国人的和平意愿，尤其是误解了中国在东南亚所起的作用。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苏联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并无侵略意图，而美国由于抱有敌对情绪，却没有看到这一点。美国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其理论是，为了防止最终丧失整个东南亚，必须摧毁共产党。然而苏联和中国却表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愿意牺牲越盟的既得利益，这也表明他们并无征服阴谋。尽管越盟正要占领整个越南，但俄国人和中国人却迫使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接受“暂时”沿17度纬线将越南一分为二的方案，把所有共产党撤到北方，留下了一个由美国支持的南越。苏联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法国参加超越国家的欧盟军队；中国这样做则是为了阻止美国人在其南部边疆出现。

中国在日内瓦的行为完全是防卫性的，它只是谋求能像在朝鲜一样，得到一个抵制美国侵略的缓冲国或一块盾牌，而美国对此却视而不见。国务卿杜勒斯完全没有领会中国和苏联行为的重要意义，反而匆忙行动，筑起一道反对共产党扩张的屏障。杜勒斯对1954年4月发起的一场运动的意义也没有认识到。当时周恩来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在以后的20年中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些原则号召所有国家“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杜勒斯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却把五项原则看成是一种宣传，根本不予重视。然而195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不结盟外长会议上，北京由于承诺在他国之间的关系中采取这些原则而赢得了众多国家的支持。这就大大减轻了各国对中国意图的担心。

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敌视在台湾问题，以及在该问题的处理办法上表现得最为充分。朝鲜战争结束前，美国就曾派遣军事顾问团到台湾，帮助重建国民党的军队。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第7舰队又在台湾海峡游弋，阻止共产党夺取这座岛屿。美国下决心保护蒋介石国民党，为制造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3年11月宣布，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地位十分重要，美国要继续使该岛“独立于共产主义之外”。美国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给美国以口实，阻挡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取得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同时也可在外交上否认中国。

美国曾一度想暗中帮助蒋介石重新夺取大陆。这是1953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不久的一种推测。当时总统决定“放开”蒋介石的手脚，不再限制国民党攻击大陆的目标。但这种想法很快就寿终正寝，因为国民党的军力太弱，无法从事这一事业。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派驻大量守备部队以防共军。但这些岛屿显然是守不住的，而且在军事上毫无重要性可言，军队应该从中撤出。但是许多美国军政领导人却反对让中国共产党心满意足地得到这一点点土地。1954年9月4日，中共海防炮兵开始炮击金门。国务卿杜勒斯作出反应，他预言该岛一旦失守，就会危及台湾的国民党人。雷斯福上将甚至主张美国出面干预。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华盛顿官方曾仔细考虑过在金门问题上挑起战端。美国领导人后来之所以取消了这一决定，是因为中共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而且艾森豪威尔也曾指出，如果打起来，战火肯定会远远蔓延到台湾海峡之外，甚至会发展成为一场与苏联的核对抗。然而以杜勒斯为首的一帮人，却力主作出反应，而不论会产生什么后果。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十分强烈，中共如果试图拿下金门岛，确实会有美国干预的危险。当时，国民党从其他易受攻击，或易受中共空袭的所有其他岛屿上撤了出来。不过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决心保留马祖和金门。

1955年初，美国将台湾列为保护区；5月国会授权艾森豪威尔，可以动用武装力量保护台湾地区；2月9日参议院又批准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样一来，美国就正式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英国和美国的其他友好国家反对美国采取这样一种僵硬立场。从那时起，美国不顾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意见，独家支持国民党留在联合国。  

1961年元月，肯尼迪当选总统，此时他本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利用中苏之间的分裂，与人民共和国达成谅解，从而孤立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但肯尼迪却暴露出了对中国的偏见，这一点不亚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他不仅不设法与中国解决纠纷，反而同苏联谋求谅解，并于1963年7月建议，美苏两国携手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对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弹试验基地进行打击。但赫鲁晓夫未为所动。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约翰逊继任总统。他仍继续其前任敌视中国的政策。约翰逊在印度支那半岛动用了庞大的美国军事力量，又在1964年末和1965年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国曾对此提出抗议，但却私下传话给华盛顿，只要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入侵越南北方，威胁中国边境，中国便不会对越共给予物力以外的援助。因而，尽管约翰逊的军事顾问曾力劝他向北越出兵，但他却始终未向北越派兵。

与此同时，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并于1967年6月19日搞出了氢弹。中国从而作为一个大国完全登上了世界舞台。这证明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已变得极端危险，因为如果中国继续受到蔑视，并被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那么奢谈限制核武器就毫无用处。1969年元月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之时，很少有人认为他会改变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既定政策。然而尼克松却成为罗斯福以来第一位对中美关系进行透彻分析的总统，他还同国务卿基辛格一起认识到，让这个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重返国际社会是绝对必要的。  

到了这时，除了那些紧紧依赖美国的国家外，实际上已不再有任何国家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由于从未见到中国有任何挑衅行为，美国大多数人民此时也摆脱了对中国怀有的敌意，而这种敌意一直持续到约翰逊政府时期。1972年2月，当尼克松及其夫人联袂访问北京时，他们得到了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这两个伟大国家也终于恢复友好关系。倘若没有朝鲜战争，两国的和解肯定会来得更早。这场痛苦而可悲的冲突就是这样给两国的未来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并使整整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