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三章 从自强到求富

第三节:洋务运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动

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工业的初步发展

19世纪60-70年代,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式产业资本家开始出现,他们开始投资创办新式商业和机器工业。民族资本投资的主导产业是缫丝业,也是最早出现的中国民间商人自办工业产业。1873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西樵简村筹办机器缫丝厂,并逐步由足踏缫机出发为蒸汽动力。这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兴起的标志性成果之一。19世纪末,新式机器工厂适时勃兴,在珠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尤为突出。民族资本工业在许多生产领域兴起并获得发展,除缫丝业外,还有轧花业、棉纺业、面粉业等。近代中国较早的机器制造工厂是1866年创办于上海的发昌机器厂。1866-1894年,上海、广州、天津、汉阳先后创办的机器制造厂共16家。新兴的商办工厂的资本和规模都显得力单势薄,但其数量和区域分布事实上远超过官办工厂。

西欧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市民等级,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却并不是来源于市民等级,晚清新兴资本家的来源有55.9%是官僚地主,有18.3%是商人,有24.8%是买办。中国近代企业家的来源和形成特点,决定了它基本的社会分层状况:即中国资产阶级一般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集团。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创办一批大型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构成早期的官僚资本形态。30年间,洋务官僚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湖北枪炮厂等重要军事工业,也创建了兰州织呢局及湖北纺纱、织布、缫丝、织麻四局等民用工业,还创办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开平煤矿等许多能源工业。

随着新式企业与资本集团的出现和其力量的发展,社会阶级结构也将发生历史性变动――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结构重构的历史过程将同步展开。

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动

19世纪70年代后,一批地主官僚、商人、买办开始投资于民族工业,形成由传统阶级向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性转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形成了一个高潮,仅1895-1900年间,民族资本企业创办资金达万元以上的已有104个,资本总额达2300万元。而且,这一时期还形成了比较大的资本家企业集团,即出身官僚士绅阶层的张謇、沈云沛、严信厚、许鼎霖等14个资本家,共占有企业136家,形成了拥有百万元至数百万元的大资本家。

资本与雇佣劳动力的结合,并与机器本身重构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生产方式。资本家阶级形成的历史也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是从19世纪40年代起,在外国资本经营的企业里首先是船舶制造厂和修理厂产生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大量雇佣工人从事生产,又出现了第二批产业工人。70年代后,伴随着民族资本工业产生,又形成了第三批产业工人。从此,新的劳动者阶级――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就逐步发展成长起来。据估算,1894年,近代中国产业工人大约有10万人。直到清末,中国产业工人已达到66.1万人,基本形成一支正在发展中的新生的阶级力量。

虽然近代早期的工人阶级还不曾有着属于自己的阶级意识,但他们作为一个新生的劳动者阶级和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时代特征,使得他们在未来社会变动的历史进程中将会产生巨大的作用。而且,产业工人与资本家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构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动的主导内容。

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就是城市化的初步启动。其显著特点是一批因工而兴、因商而兴、因路而兴、因港而兴的城市的诞生和发育。这些城市逐步以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型、又有一定程度近代化的城市。近代新兴城市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通商口岸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汉口、青岛等。第二类:工业城市。特别是洋务运动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均成为旧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第三类:矿冶城市。如唐山、安源、焦作因煤矿采掘而兴市。第四类:港口、码头城市。有人对旧中国207个城市作了分析,其中176年位于水陆交通线上,尤其是铁路和江海之滨。晚清时大体奠定了近代城市体系的格局,形成了以上海、北京为主的城市网络以及各区域城市网络,以天津为首位城市的华北城市系统,以武汉为首位的华中城市系统,以广州为首位的华南城市系统,以重庆为首位的西南城市系统,以沈阳为首位的东北城市系统,以兰州为首位的西北城市系统。

三、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转型

洋务运动将自己的一个支点建立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学的“致用”基础上,将另一个支点奠基在西学强烈的“实用”价值上,从而发挥了沟通中西学的桥梁作用。西学输入的内容逐步扩展和深化,在知识结构上走向全面和完善。在1878年傅兰雅的《译书事略》统计中,分为16类的书目主要体现为技术工程类,而有1896年的《西学书目表》中,学科分类已增至28类,更多体现为自然科学的增设。另外,社会科学方面增加了官制、学制、商政、议论等。晚清西学大规模的引入,遵循着一条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顺序,并由此逐步扩展、深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西学知识结构体系。

“采西学”是洋务运动沟通中学西学的第一步,而且“采西学”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改造“中学”虚而无用的手段,一个“采”字形象地揭示了洋务派引入西学的工具性意义。沟通中西的目的,是借西学改造中学。“化西为中”既是一个时代性的艰巨课题,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性极强的课题,它所蕴含着的复杂内涵和文化的整合,当然既非洋务派所能担负,也非洋务时期所能够完成。但“化西为中”这个必然的历史进程,却由于洋务运动沟通中学西学的桥梁作用,而开其端了。随着西学大规模的引入和适度的接纳,传统中学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发展趋向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首先,西学知识广为传播,已经成为传统士人学术文化的构成部分。其次,西学知识体系导致了传统中学“经世之学”内在结构的变化。随着西学知识的扩展和逐步“化西学为中学”的涵化过程,西学就渗入中学之内,并成为新的中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