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四章 忧患重重--同光时期的中外关系

第一节:近代外交的起步与边疆危机

一、外交体制的近代转向

鸦片战争前,清廷以由中央层次的礼部会同四译馆和理藩院以及地方层级的督抚和将军,负责接待由海陆而来的“朝贡使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向西方国家开放了东南沿海五口,在对外交往及其相互关系事务方面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清朝对外机构和理念一仍其旧,未能因势而动。在闭关自守政策的惯性之下,对外交涉事务仍由礼部和理藩院分管,只是五口通商事宜,饬令由两广总督负责。西方各国对华事务和一应交涉,均无法与清政府最高决策部门直接对话、沟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骤增,外国公使开始进驻北京。1861年,在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文祥等人的奏请下,清政府设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在组织建构上兼具军机处和六部的特征,作为直接受皇帝指挥的办公机构,而不属正式的政府机关。在体制上则沿袭六部编制,分大臣和章京两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称总署、译署、总理衙门),可以说是办理洋务的总汇,一切所办之事,均与洋务有关。总理衙门的设立,适应了国际交往的需要,无疑是中国外交制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以六部为中心的传统中央政权机构开始转型,中国的对外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清政府开始放弃闭关自守政策,希冀运用近代国际生活的一些惯例和准则来处理对外关系。

清廷设置总理衙门的同时,为了阻挠外人入京与其交涉,使地方上的中外交涉事务得到就地处理,又设置了南、北洋大臣。1870年后,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负责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交涉、海防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务。南洋大臣一直由两江总督兼任,管理南方各口通商、交涉及各项洋务事宜。南北洋大臣的设立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催动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向近代化的迈进,促进了觐见礼仪制度的变革和近代使节制度的建立,对于近代外交体制形成和西方科技、文化的引进均有积极意义。

海关是国家的门户,是国家管理进出境事务的行政机关。1853年小刀会起义时,上海海关被破坏,英美法三国撇开中国这个主权国家,擅自成立一个以英人威玛为首的管理关税委员会,成为外国人窃夺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的开端。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致使外国人窃据中国海关管理权合法化。英国人把持中国海关长达45年之久。总税务司一职设立之初隶属于两江总督兼各口通商大臣,总理衙门成立后隶属于总理衙门。无论中央和地方的税务管理人员,大都由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洋员充任,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主权,影响到关税的收入和支配。

二、遣使出访和驻外使领。

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回英国休假,总理衙门委派章京斌椿带3名同文馆学生随同赫德出国考察风土人情,这是清朝派出的第一个巡回考察团,由此开启了国家出访考察西方的第一步。他们在欧洲游历110多天,访问了11个国家。1867年末,经两宫太后批准,“中国第一个近代外交使团”于1868年2月从上海出发,首途赴美。这个光怪陆离的使团,因向所到之国积极地宣传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两年多时间内,使团行程3万余公里,访问了欧美十余个国家,与各国达成了解外交关系和交涉原则,同时也为以后常驻大使的派遣作了准备。

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始于1861年3月。法使布尔布隆首先在京设立使馆,接着,英使普鲁斯、俄使巴留捷克、美使蒲安臣也先后在京设馆。继而有德意志、丹麦、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奥匈、日本、秘鲁、巴西、葡萄牙、墨西哥等国要求设使建馆并获得允准。为适应外交事务的需要,奕䜣、李鸿章等人曾先后奏请实行遣驻外使节一事,但由于外交人才缺乏和经费掣肘而一再耽搁。至1876年,清政府才正式决定向英国派遣常驻使节。1876年12月3日,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由上海启程,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并在伦敦波克伦伯里斯45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2月7日,郭向英国女王递交了国书。此后,清政府陆续向欧美及日本等国派使设领,并实行一使兼驻数国的制度。这距西方国家公使来北京已有17年之久。

三、边疆危机

19世纪70年代之后,列强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当时,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重要场所。英、俄、美、法以及后起的日、德,纷纷角逐于这一地区。美、日侵略中国的台湾和邻国朝鲜,英、法侵略中国的邻国缅甸、越南和中国的西南边疆,沙俄先侵吞中亚的布哈拉和浩罕,继而把魔爪伸入中国的西北边疆。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严重危机。

台湾位于我国的东海和南海之间,其战略地位和丰富物产早就为美国、日本所注意。当时美国受海军力量及其他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便与刚走上扩张道路的日本相勾结,合伙共谋侵略台湾。其实,日本侵略台湾已蓄谋已久。16世纪末丰臣秀吉就声称要吞并中国、朝鲜。日本明治维新后,明治天皇已经把对外侵略扩张作为自己的国策。伴随着日本的明治维新的进程,日本的大陆政策开始形成。日本把扩张计划的首选目标指向了积贫已久的朝鲜和中国,而把地大物博的中国纳入自己囊中,更是日本实现称霸亚洲目标的最重要的一环。1874年日本终于按捺不住扩张的野心,公然发兵进攻中国的台湾,从此拉开了日本武力侵略中国的序幕。

1874年5月8日,日本国借“琉球船民事件”,与美国联合起来共同发动了对台湾的侵略,以西乡从道为头目的侵略军在大琅峤登陆,分三路向台湾进犯。日军登陆台湾后,在屠杀台湾人民的同时,设立都督府,开设医院,修桥筑路,妄图长期霸占台湾。这时,清政府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祯率大军渡海,保卫台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得不与清政府和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签订了《北京专约》。条约载明,清政府承认“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条约还规定,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段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1875年日本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于1879年4月4日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英法等国在打开中国沿海门户及长江后,又想打开内陆的“后门”。从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探测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路,图谋修筑一条从缅甸仰光到中国云南的铁路。1874年1月,英公使威妥玛特派上海领事馆翻译官马嘉理由武汉、湖南前往云南入缅。他们侵入云南腾越地区的曼允,当抵达户宋河时,遭到当地景颇族人民的袭击,马嘉理一行五人都被杀死。这就是“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威妥玛就马嘉理事件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声言将派兵入滇。清朝政府屈从于英国的压力,以“盗匪”罪名派清军围捕景颇族同胞,杀害了参与滇案的景颇族勇士23人。1876年9月13日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英人由此获得了侵入中国西南边境的便利条件。

18世纪中叶西藏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废除了藏王等人封爵及职位,设噶布伦4人,行使过去藏王的职权;驻藏大臣权力增大,并驻兵3500人,西藏直接属于北京清朝皇帝管辖之下。但是,英国并未放弃侵略西藏的企图,它采取了先控制、占领西藏外围国家然后再侵入西藏的策略。英国逐步控制了尼泊尔和不丹,打开了侵入西藏的门户,就开始实施侵略西藏的计划。英国在多次武装入侵遭到失败后,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终于在1890年和1893年,先后订立了《中英藏印条约》和《中英藏印条款》,英国把侵略触角伸入了中国西藏。

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也早就怀有侵略野心,从1870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先后5次派“调查团”潜入我国西部地区活动。更阴险的是他们还培植间谍分子,打入西藏政权内部,离间西藏政权和清政府的关系,拉拢西藏政权向沙俄靠拢。在十三世纪达赖身边就有一个特务集团,直接对达赖施加影响,甚至操纵控制,以致当时十三世纪达赖与沙俄打得火热。1861年后,沙皇把侵略扩张的矛头转向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1864年,俄国开始向邻近中国新疆的浩罕国发动军事进攻。同年,沙俄通过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夺占了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以后,随即又深入准噶尔地方,吞并中国的伊犁、塔城和喀什噶尔等地区。1871年沙俄悍然出兵侵入伊犁,占领了伊犁九城及其附近地区,并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中国的新疆面临着被肢解侵吞的危险。

经过充分准备,1876年3月,左宗棠衔命出关,率大军三路进军新疆。1876年8月就收复了乌鲁木齐。1878年初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取得了全胜,阿古柏势力被消灭,清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清廷一再向俄国提出归还伊犁地区。俄国拒不交还,反而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1881年2月,中俄双方签订了不平等的《伊犁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虽然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及穆索尔山口,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划归俄国;赔款增加到900万卢布;沙俄在蒙古地方贸易照旧不纳税,在新疆则暂不纳税等。清廷收回伊犁后,开1884年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伊犁条约》签订后,俄国又加紧侵略中国的帕米尔地区。1892年,俄国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95年,俄国竟然背着中国跟英国立约,私自瓜分了中国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