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五章 “行变法”、“定国是”-维新变法与近代思想启蒙

第一节: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  

一、《马关条约》的签订

1895年3月中旬,日军已击败在中国东北的清军主力,占领辽东半岛和威海卫。这样,日本就可以在谈判桌上向中国夺取最大限度的侵略利益。3月20日,李鸿章和他的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等,开始在日本马关进行和谈。4月17日,中日双方在马关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实质上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完全控制。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与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搭客载货。5、日本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立工厂,各项机器可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日货准在内地设栈寄存。

《马关条约》是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拒和、废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在北京应试的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强烈要求改革政治,挽救民族危机。辽东和台湾人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反日、抗日斗争轰轰烈烈。光绪帝徘徊半月之久,最终“相顾挥泪”,5月2日批准《马关条约》。

二、“三国干涉还辽”

1895年4月23日,即《马关条约》签订仅六天,俄、法、德三国联合照会日本,提出警告说,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并且还威胁着整个远东的和平。三国干涉的始作俑者是俄国,它对日本在亚洲大陆取得立足点感到威胁,它自己也在觊觎大连和旅顺这两个不冻港。因此,俄国人决定要努力使辽东半岛保持“战前原状”,并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击日本港口,以强制取得日本同意。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愿意参与干涉,而德国欲使俄国卷入亚洲的事务,转移视线,以减轻俄国在欧洲对它所形成的压力,也参加干涉。于是,形成了以俄国为主轴的“三国干涉还辽”。

日本此前一直避免列强特别是俄国的干涉。当三国联合干涉的态势形成后,日本顿时陷入意料不及的困境。日本政府自忖无力与三国作战,于是被迫退还辽东半岛,向中国索取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

三、《中俄密约》的签订

“三国干涉还辽”是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俄国希望清政府同意其取道满洲,把西伯利亚的铁路扩展到海参崴,欢迎与清政府密切合作。1896年5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人开始秘密谈判。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俄国就与李鸿章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密约的主要内容有:1、日本如侵占俄国的远东或中国以及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2、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修造一条铁路以达海参崴。3、中国划出一片土地以供铁路建筑房屋和管理之用。36年后中国可用7亿卢布赎回铁路,满80年后则可无偿交还中国。

表面看来,《中俄密约》是中俄两国共同防御日本的军事同盟。实际上,俄国的目的是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通过修筑中东铁路把自己的势力伸入中国东北地区,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按照《中俄密约》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修筑的铁路即中东铁路交由俄国管理,因此俄国事实上掌管了中东铁路。于是,俄国就在事实上把中国东北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俄国在“共同御敌”的幌子下,掠取在中国境内的筑路权和开矿权,并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四、瓜分浪潮与“门户开放”政策

《中俄密约》的签订,加剧了列强对中国利益的争夺,可谓后患无穷。列强纷纷开始在中国强占港湾,掠夺铁路修筑权和划分势力范围。德国向清廷要求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因为此时其他列强都在东亚拥有基地,如英国之在香港,法国之在北部湾,俄国则可以在胶东过冬等等。1896年12月,它向清政府正式提出了租借要求,遭到拒绝。1897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访问俄国,就侵占中国胶州湾问题同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11月14日,德国借口两个德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派军舰占了胶州湾。1898年3月6日,与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迫使清政府将其出租给德国,租期99年。另外德国还取得在山东境内建筑两条铁路的特权。1897年12月,俄国借口保护中国不受德国侵略,强行占领旅顺和大连湾。之后于1898年3月同清政府签订条约,攫取了租借旅顺与大连25年的权利,同时获取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农业达这两个港口的权利。这样,辽东半岛完全落入俄国手中,东北全境也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列强纷起效尤,掀起割地狂潮。英国借口均势之局,先租借了威海卫,为期25年;继而又租借了展拓的九龙新界,为期99年。日本也不甘落后,于1898年2月迫使清政府宣布不把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使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法国以99年为期租借了广州湾,并在云南与两广建立了它的势力范围。意大利也于1899年3月向清政府要求租借浙江沿海的三门湾。从1898年3月到6月,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德、俄、英、法四国就攫取了中国从北到南五处重要海湾港口-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建立租借地。所谓租借地就是列强割据中国领土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地区。大体上,各国的势力范围是:俄国在长城以北,德国在山东,英国在长江流域和云南、广东两省的一部分,日本在福建,法国在广西和云南、广东两省邻近越南的地区。

五、列强对华的经济扩张

帝国主义列强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还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形成了这一时期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新特点。当时,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资本的主要方式有:1、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在列强的争夺和逼迫下,清政府在甲午战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向列强借款。第一次是1895年7月向俄法集团所借的“俄法洋款”。第二次是1896年3月向英德集团所借的“英德洋款”。第三次是1898年3月再次向英德集团续借的“英德洋款”。

2、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甲午战后几年间,列强在中国共夺取了长达19000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它们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的甚至还享有铁路沿线的行政权和警察权。铁路借款和铁路修造是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内容。甲午战后,列强竞相掠夺中国路权。从1896年法国强求承办广西镇南关到龙州的铁路开始,至1898年11月止,俄、英、德、法、美等在三年内共掠得长达6420英里的铁路修筑权。夺得在华铁路修筑权,给列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3、投资工矿企业的竞争。1896年,美国首先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外资从此侵入中国矿业。此后,列强纷纷与清政府签订“矿务”合同,攫取矿山投资权和开采权。甲午战后,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已有80余家,其中多属船舶修造厂和原料加工厂。1895年至1900年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激增到933家,外资企业已经伸入到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它们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节省了运输费,又享有免纳种种苛捐杂税的特权,从而取得了巨额利润,严重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

19世纪末,列强对中国进行疯狂经济掠夺,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在民族危亡的空前刺激下,中国人民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纷纷掀起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这个时期提出了全然不同于洋务新政府的变法方案,突出了制度变革的价值与意义,一个全民族的变法救亡潮流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奔涌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