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五章:“行变法”、“定国是”

第二节:维新运动的初步发展  

一、维新思想的主要代表

80年代后期代表早期维新派的一批知识分子批评洋务运动,要求“变法革新”的主张,很快得到传播,并且逐渐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新思潮的主要内容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政治制度,从本原上变革,才能使中国转弱为强,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其代表人物为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他出身于富裕的官宦家庭,少年时期受到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1879年的冬天,康有为首次前往香港,给了他耳目一新的震撼。他目睹了香港“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此后,对上海租界的游历进一步加深了他的这一印象。从此,他将学术文化的注意力转向西学。他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制度比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更优越,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使中国独立富强。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10月9日,他写一篇长达五千字的“上皇帝书”,陈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封送到国子监的上书,虽被国子监官员拒绝转呈皇帝,但“上皇帝书”的内容却在京城里广泛传播,康有为一时名声大噪。顺天试中,康有为本来已被预定列为第三名,但主考官是极其保守顽固的官僚,竟把康有为已被录取的试卷取出来,判为“如此狂生,不可中”,以致康有为中举失败。康有为中举和上书均告失败,使他深受刺激,他决心创立一种不拘泥于常规的新理论,以推动变法。1890年至1893年,康有为在广州一面聚徒讲学,积极培养维新变法的骨干,一面致力于理论方面的著述,其诸多著作中,最重要的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大同书》。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8岁能作诗文,10岁中秀才,享有“神童”的称号。12岁考入书院治帖括之学,15岁入广州学海堂习训诂词章。17岁中举。1890年,康有为在广东讲学。梁启超以弟子礼拜谒康有为。对新鲜事物极其敏感的青年知识分子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启发下,觉得非抛弃旧学而改学西学不可,于是,他退出学海堂,改从康有为受业。1890年至1893年间,梁启超一直在康有为的门下受业,广泛阅读中西要著。梁启超是19世纪末鼓吹维新变法的思想启蒙人物,是一位出色的鼓动家。他的文章一泻千里,热情充沛,震撼人心,说服力和感染力都极强。

在这种日益复杂的思想激荡时代背景下,还有两个人物扮演着领袖群伦的角色,其一是严复,另一位是谭嗣同。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人。他留学过英国,广泛接触到了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但精通西方语言且也直接体察过西方社会。1895年至1898年间,他在天津报纸上发表了《论民心这亟》等一系列文章,用“天赋人权”说批判封建专制,宣传维新变法。他对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十分不满,认为救亡自强,必须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社会学说。他成为西学东渐进程中的枢纽性人物。《天演论》即《进化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钟,激发了国人合群保种意识,为救亡运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进一步激发了谭嗣同的爱国思想,他逐渐对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和治国思想开始怀疑,并开始由信奉“中学”向主张“西学”转变。他努力钻研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热烈地主张变法维新,成为维新运动中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是当时最激进的维新志士。1896年春,谭嗣同到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积极地投身于变法救亡运动。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仁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思想。尤其是,谭嗣同在书中表达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激进态度,使他的社会政治思想闪烁着矇眬的革命意识。

二、公车上书。1895年4月,康有为在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举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在全国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巨大声浪中,康有为愤慨异常,连夜起草了一封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上皇帝书”,试图征集在京应试举人签名,准备递交都察院代奏。力主议和和签约的军机大臣孙汶闻知后,立刻派人到举人居住的各会馆进行威胁、阻挠,一些举人怯而退出,结果“万言书”未能递交都察院,但已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康有为策动举人上书事件,史称“公车上书”。

康有为在“万言书”中痛陈对日割地、赔款,必将引起民心丧失、列强接踵而至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是19世纪90年代中国士人第一次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爱国行动。“公车上书”后,要求变法革新的呼声日益高涨,很快酝酿为举国同声的大潮,站在潮头的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由于顽固派的阻挠,他并没有进入士人渴望的翰林院,而是去了六部中最微不足道的工部任主事。于是,康有为就集中精力通过一连串的上书来获取皇帝的注意。

三、帝党的支持。光绪皇帝对变法主张的重视和支持,为维新派的政治进取带来希望。朝政中的派争权斗为时已久,大体上演变为“帝党”和“后党”两大势力;同时也有游移于帝后两党之间的一些洋务派官僚。一般来说,帝党官僚倾向改革,后党官僚反对变法。因此,维新派和帝党官僚在反对后党、主张变法的政治活动中逐步联合起来,形成新的声势。

帝党的代表人物有李端芬、宋伯鲁、张元济、陈炽、文廷式等,除了帝师、户部尚书翁同禾之外,大都是一些不掌握中枢要政的中小官吏和文人名士,中枢机要及军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及后党官僚们把持。翁同禾作为“帝党”集团的中心人物,他希望通过改革,从李鸿章和张之洞手中夺取领导改革的权力,以改革进取为政治资本,与较为“保守”的后党相抗衡。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他向年轻有为的官员与士子寻求支持。因此,康有为等维新领袖便可结为援手,资以利用。

帝党试图利用维新力量,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权力;维新派则希望依靠帝党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翁同禾曾仔细阅读过康有为的有关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并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处于无权地位的光绪皇帝企图通过实行某些改革,推行新政,从慈禧手中夺取统治大树,改变困局。维新派则把光绪及其亲信官僚倚为靠山,他们认为“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西太后面对光绪皇帝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提出“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在纷扰不断的新旧之争中,西太后在静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