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五章 “行变法”、“定国是”

第三节:维新运动的高涨与“百日维新”  

一、维新运动的持续高涨

康有为意识到营造社会舆论并结集社会力量来推动维新事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帝党”支持下,维新人士纷纷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建报刊,开办学堂,为变法大造舆论声势。1895年8月底,北京强学会成立。一批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僚,每十天集会一次,发表演说,演讲“中国自强之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并出版了《万国公报》,作为机关报。1895年10月,在守旧势力的弹劾和内部纷争的双重压力下,康有为离京南下。在南京会见张之洞后,与张达成协议,由张带头出资,在上海成立强学会,以上海为中心的维新运动迅速在东南地区发展起来。

维新变法的声势愈来愈大,顽固势力的反扑也日益加紧。御史杨崇伊首先发难,于1896年1月上疏弹劾,说强学会“专门贩卖西学书籍”。随即奉谕:“著都察院查明封禁。”北京强学会被查封之后,张之洞撤回了他对上海分会的财政支持。因为报纸标出的孔子纪年而触怒了清廷,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当然,强学会被查封后,维新运动没有因此而止步,维新派仍然继续努力,竭力将变法主张付诸实践。经过翁同禾、李鸿章等的策划,在强学会旧址设立官书局,每月拨给经费1000两,供购买、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之用。

1898年1月29日,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请求光绪皇帝厉行变法,康有为的上书受到光绪的赏识。康有为认为,建立“学会”既可“学之”以治“愚”,又可“群之”以治“散”,是近代中国人改进学术和制度、增强民族生存发展能力的必不可少的制度性工具。“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是维新派从事变法维新运动的基本思路,而“学会”正是“群”和“变”最现实的一种结合。为了推动变法运动的开展,1895年8月底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同时,梁启超也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论文,揭露的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弊害,评介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进而阐发伸民权、设议院的政治观点,从而比较系统地宣传了变法维新的主张。时人把康有为和梁启超并称为“康梁”。

这一时期的报纸,主要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1、通过新闻、评论,陈述中华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谴责帝国主义侵华的种种罪行,揭露地方官员的卖国丑态;提出设议院、伸民权、开学校、废科举、关税自主、发展民族工业、与帝国主义“商战”等一系列主张。2、传播和介绍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及时发布当时西学最新的科技信息,还注意西方舆论和西方情况报道。1896年以后的两年内,维新人士及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主办的鼓吹或赞助变法的报刊达十家之多。“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维新思想的广泛传播,维新学会的广泛形成,以及地域性变法实践的展开, 为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准备了条件。具有历史意义的维新变法势将呼之欲出。

二、“百日维新”与政治现代化的尝试

随着维新运动的不断推进,新旧之争与帝后党争的矛盾交错纠葛。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皇帝,支持变法但并无实权。随着列强对中国压迫愈紧,光绪帝的变法求存之志愈益坚定,但其手中无权的处境却示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公开支持变法维新,必须具有风险的担当。

光绪皇帝变法决心已定,即通过慈禧的亲信、实际上主持清廷日常政务的庆亲王奕匡转告慈禧:“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慈禧得知光绪帝政治上欲有作为后,颇为恼怒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但与奕匡商量之后,她却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奕匡奉慈禧之命转告光绪帝:“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静观其变的西太后,摆出的政治守势,实际上却赢得了以退为攻的主动。表面上光绪帝取得了一定的权力,形成了主动攻势,却隐伏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6月16日,光绪皇帝第一次召见了康有为,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召见之后,光绪皇帝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经由光绪皇帝发出的变法维新诏书达数百件,内容涉及广泛,其主要内容有:1、政治、人事方面。广开言路,准许士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挠。人事上破格召见,起用新人。2、学术教育方面。首命举办京师大学堂,节制各省学堂。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上海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自由设立报馆和学会,派遣出国留学和游历。3、经济方面。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鼓励垦荒、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成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4、军事方面。改练洋操,举办民兵;定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办武备大学堂;采用西洋兵制,筹建海军。

这个一揽子改革计划,既表达了光绪皇帝救亡图存的急切之情,也传递了他政治上缺乏深谋远略的信息。变法,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根本性改革,选择性地单向进入并深入突破,取得成功后,次第渐次展开并最终实现全面变革,比之于“一揽子”方案的全面展开,更具有政略价值。中央新政机关虽然诏令构建,但要害权力基本上被后党或顽固派把持,变法诏书大都成了一纸空文。新政的光绪皇帝,仍然被缚于旧制陈法而徒叹无奈!而与此同时,静观待变的西太后及其势力,却蓄势待发,悄然调配政变棋盘中的关键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