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五章:“行变法”、“定国是”

第四节 戊戌政变: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顿挫  

慈禧太后自1889年形式上就已归政,退居颐和园。但她仍牢牢掌握着朝廷实权,光绪帝只是唯诺听命。慈禧通过“事后报告制度”、“事前请示制度”把握权力。“事后报告制度”是指慈禧允许光绪帝在朝廷一般事务的处理上有朱批权、口谕权,并可以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的处置权。但在事后第二天,必须向其报告。“事前请示制度”,即慈禧明确规定:“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满汉大臣、侍郎及地方布政使、按察使等重要官员的任命,依然由太后做主。皇太后虽然也赞同变法,但绝不容许损及她的权威和势力。

在维新变法启动之机,慈禧就迫使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来控制与“规范”变法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四天,即6月15日,慈禧就迫使光绪下令免去翁同禾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驱逐回籍,这对于帝党和维新派打击巨大。同一天,慈禧向朝野宣布,她对于二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有任免权力,这意味着她牢牢控制着中央高级官员以及地方封疆大吏的用人权;同一天,慈禧还强迫光绪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与此同时,慈禧派亲信将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完全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并获得对于全局的机动掌控后,西太后便退居颐和园静待时机。

百日维新的新政诏书连篇频发,然其在实践中却常常被化为无形,很多内容只是流于表面粉饰而无实效。各部堂官、各省督抚都持观望、延宕、抵制态度,拒不奉诏。光绪皇帝严责守旧大臣的诏令也达十多次,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力求有所推动。6月20日,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应癸守旧迂腐、阻挠新政,被御史杨深秀参劾,御史文梯为许应癸辩护。光绪帝下谕革去文梯御史职务。9月4日,光绪帝又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癸等六人全行革职。9月5日,光绪帝特别给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事宜。接着,光绪帝又在7日把帝党仇视的李鸿章从总理衙门赶走,并准备开懋勤殿,以康有为、梁启超等10人为顾问官。新旧两派的政争权斗迭起高潮。

先变法律、官制,在皇帝的身边新设制度局,在清朝现行的政治体制之外,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并由此进入政治的核心,这是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从开制度局到设懋勤殿,是维新派的政治变法的重要布局,是关涉政治大权的重新分配和清朝体制的根本变革的问题,也涉及很大一部分官员的地位和切身利益。这个议政机构,设于宫中直接对皇帝负责,表面上是政治咨询机构,实际上是政治决策机构。当时的高官在内心中对此非常清楚,原有的负责咨询和议政功能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机构,将会变成单纯的执行机构,既得利益者、守旧势力将会失去权力。为此,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其他高官们同此一心,决不退让。于是,开懋勤殿也成为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发生根本冲突的导火线。对于开懋勤殿,慈禧坚决反对。此举超越了慈禧划定的权力范围,光绪皇帝恐“朕位且不能保”。光绪帝立即以“密诏”的形式,着杨锐将这些严重情况带给了康有为等人。

为了防止后党顽固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等人曾一方面提议光绪帝聘请日本明治维新名臣伊藤博文为“客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任顾问,以借重日本、英国的势力;另一方面想请光绪帝仿效日本,设立参谋本部,选用和任命亲信将领,以掌握兵权。同时,他们认为袁世凯是可以拉拢和依靠的对象,建议光绪帝安抚袁世凯以备应付时局之用。光绪帝于是几次召见袁世凯,暗示袁世凯今后可以不受荣禄的节制,自行其是,从而点出了召见与重用袁世凯的意图。精明的袁世凯察觉到光绪帝的用意,已经充分意识到被推向前台的政治风险和同时存在的机遇。

谭嗣同担当了劝说袁世凯的重任。他要求袁亲自率领敢死队数百名,拥护光绪皇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慷慨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又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建议待天津阅兵时再作主张。谭嗣同无奈,只能等待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议。

促使慈禧太后尽速“训政”的关键,是御史杨崇伊的一份密折,其内容的重点陈述了对前日本外相伊藤博文访华的后顾之忧。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时期的风云人物,康有为对其非常崇拜,竭力邀请他来参与中国的变法。9月14日,伊藤博文来到北京,帮助挽救变法危局。慈禧太后担心一旦伊藤留在北京参与变法,将威胁到自己对皇权的控制。御史杨崇伊的密折正好投其所需,使她得以借口发难。杨崇伊在密折中,分析了伊藤参与变法对祖宗所传天下的危险性,竭力呼吁慈禧“即日训政”。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与前来请安的光绪皇帝自颐和园回宫,严密控制光绪,次日,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严密监视下按原计划召见袁世凯及伊藤博文。9月21日,慈禧太后正式宣布重新训政,当即下令逮捕康有为。9月21日早晨,袁世凯将维新党人“围园杀后的计划全部泄露给荣禄,荣禄大惊。当晚,御史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慈禧太后重新训政的消息,荣禄遂将袁世凯泄露的关于”围园杀后“的密折,于9月22日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并于9月23日上奏给慈禧太后。袁世凯的告密使政变程度加剧,光绪帝的处境急转直下。当天,慈禧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并以光绪名义发下谕旨,称其四月以来,身体屡有不适,请求精通医术之人进宫为其调适。慈禧意在诏告天下,光绪帝从四月起即处于病中,有关政策皆是在病中拟定。同日,她电令荣禄来京,决心重组中枢,彻底更换军机处。

清军在查抄南海会馆时,只抓住了康广仁,没有找到康有为。9月23日、24日,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先后被捕入狱。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在政变后的一两个月内,大部分新政被推翻,至此,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废了光绪帝位,然而,公开废黜一国之君势必将震惊天下,慈禧未敢遽然施行废立之举。慈禧先诏告天下光绪帝生病以为试探,又命太医将光绪身体状况定时公布,并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驻京的外国使馆并电告各督抚,为其废掉光绪帝制造借口,同时观察外界反映。在变法维新期间,英美日等国在华的一些人,就有支持光绪帝和维新派的迹象,将维新派视为亲英、亲日的中国政治派别。当维新运动失败后,列强意识到慈禧的政变有可能使中国“回复到四十年前排斥外国人的时代”。因此,英日法德等国公使对光绪皇帝的健康表示了极大关怀,一再要求面见光绪帝。10月18日,总理衙门请法国使馆医官入西苑探视,结果认为光绪帝仅是身体虚弱,没有大的病症。同时,英日等国公使通过舆论等连续发表抨击慈禧和赞扬光绪帝的文章,一些外国的兵舰驶进中国沿海进行示威性的游弋。慈禧见状,不得不继续利用光绪帝名义号令天下,废立之谋,暂时告一段落。

戊戌政变后,列强对康有为、梁启超也施以援手。9月22日,梁启超在日本人掩护下化妆逃往天津,登上日本军舰,最终得以安全脱逃。康有为于9月20日离开北京,次日政变发生。康有为在英国舰船的护送下安全到达香港,并于10月19日抵达日本。1899年12月31日,荣禄与慈禧密商,选中载漪的儿子溥俊以取代光绪皇帝。但在列强干预及社会各界的反对下,慈禧迟迟未敢废掉光绪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