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六章 庚子之变从反洋教到义和团运动

第一节:炮口下的传教  

天主教、东正教与基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自唐元以来,基督教就开始了入华的历史进程。明末清初,天主教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而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1054年,基督教东、西两派正式分裂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大部分东部教会自称维护正统教义,又因其主要分布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故称“东正教”。东正教入华始于17世纪中叶。伴随并适应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基督教新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新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始于1807年。1807年9月4日,英国伦敦传教士马礼逊到达广州,从而正式揭开了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帷幕。马礼逊将《新约全书》与《旧约全书》译成中文,第一次将《圣经》完整地译介给了中国人。但是,鸦片战争之前,受到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年间的禁教与闭关政策的影响,中西文化交流时断时续,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活动也只能秘密进行,西方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尚不明显。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不平等条约的护佑下,来华传教士依靠西方国家强大的军事与武力威慑,开始了炮口下的传教事业。1858年清廷与俄、法、美、英签订的《天津条约》均涉及保障各国传教活动的所谓“宽容”条款。1860年英法俄等国与清政府订立的《北京条约》,规定了传教士可以到内地活动的条款,特别是中法《北京条约》使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租买土地建造教堂的权利。受庇于“不平等条约的权益,来华传教士的足迹跃出香港、澳门及广州等地,从沿海五个通商口岸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

据1867年美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出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纪念录》一书分析,自1807年至1860年英美各传道会派遣来华的基督传教士合计254人之众,信徒2000人。而到19世纪末,传教士增至约1500人,信徒增到8万人。来华传教的基督新教差会,到1900年达到61个。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在华的传播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中国天主教徒在1805年大约30万人,至1860-1870年约达37万至40万人。到19世纪末,在华的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增加到886人,信徒从1860年的40万人增至70万人。在华的东正教会的发展远较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为弱。1892年统计,当时信仰俄罗斯东正教的中国籍信徒一共只有459人。到1906年,受洗的中国籍教徒有725人,该年在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徒有3万人左右。

二、基督教与近代化事业的兴起。

作为外来的文化势力,基督教在中国创办报刊、兴办学堂、译介西学、开设医院、举办慈善、倡导风俗改良,也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与推进。1818年伦敦会在马六甲兴建的英华学院,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其课程包括英文、中文、数学、天文、地理、历史、伦理和哲学等。1843年该校迁往香港。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在宁波开设女子学塾,这是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第一所女子学校。185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徐汇公学,是天主教在中国开办的最早的近代学校之一。到1860年,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学校约有50所,学生1000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的触角从沿海五口延伸到中国内地,从而在中国沿海和内地都出现了教会学堂,学校与学生数量增加很快。1863年天主教在上海设立圣芳济书院,1864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文会馆,成为后来齐鲁大学的前身。1884年美国哈巴牧师在广州筹建格致书院,1904年更名为岭南学堂,成为后来岭南大学的前身。1875年前后,在华教会学校的总数约800所,学生3万人,其中新教开设的约350所,学生6000人,其余均为天主教开设。1890年,新教学堂学生上升到16836 人,到1906年又上升到57683人。

总之,教会学校虽然是基督教会为了传教而创立的教育机构,但他们开设的科学课程无疑为中国人做了一定的近代科学启蒙工作,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为中国古代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出版报刊、译介西学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宣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办报活动使中国有了近代意义上的报刊。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和教会所办刊物急剧增加,1840年前不过10家,1860年发展到32家,1890年则增至76家。如当时比较著名的有《万国公报》,该报是一份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它大量发表涉及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新闻和评论,并大力推广“西学”,推崇“新学”,发行量一度跃至38400份,成为当时中国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刊物。近代传教士和教会出版的报刊,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似不能简单地以“侵略”、“诱饵”、“精神鸦片”概而论之。这些报刊所传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促成了西学思潮的进一步高涨,促进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启蒙思潮的发生。

近代教会医疗事业始于鸦片战争前夕。1834年美国公理会派遣传教士伯驾来华,是为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医生。他在广州创立眼科医院,由此奠定了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起点。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开办的医院诊所从澳门、广州发展到五个通商口岸。1844年,雒魏林到上海设立一家诊所,成为仁济医院的前身。1859年1月,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成为19世纪基督教会在中国最著名的医疗机构。1861年雒魏林到北京,开办了北京首家基督教会医院,即后来协和医院之前身。1886年中华基督教博医会的成立表明,传教士医生已成为在华基督教中一股重要势力,医疗工作已成为教会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教会医疗事业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改变旧中国社会缺医少药的状况,并形成了与传统中医药相并立的格局。

育婴慈善事业是教会在中国兴办的近代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慈幼机构。近代教会慈善事业首先由天主教发起。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也开办了一些慈幼机构。灾荒赈济也是近代教会慈善的内容之一,外国传教士在华的赈灾慈善活动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光绪初年,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发生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死亡人数逾千万。西文传教士以华北大旱为契机,纷纷进入灾区进行赈济活动,从而拓展了教会慈善事业的内容,扩大了教会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教会的慈善赈济无疑也构成近代中国慈善救济事业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