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六章 庚子之变--从反洋教到义和团运动

第二节:传教与侵略 第三节:反洋教与义和团的兴起  

第二节 传教与侵略:传教士的另一面

一、协助西方列强侵略中国

西文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具有历史的复杂性和强烈的时代性。他们所进行的教育传教、医学传教、慈善赈济、出版报刊等活动,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传教士还担当了另一并不光彩的角色-发出战争叫嚣,服务列强侵华战争,刺探政治军事情报;袒护入教教民,霸占民产房产,侵夺百姓生计;甚至直接参与武装侵略活动。

鸦片战争前后,部分在华西方传教士竭力鼓吹战争,煽动本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叫嚷要使鸦片战争“能成为将耶稣教介绍到中国去的一种手段”。部分传教士还充当了间谍的角色。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了被马克思称之为“极端不义的战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从广州潜入广西西林县。他勾结官府,作恶多端,激起民愤。1856年2月,新任知县张鸣风将马赖等共26人逮捕归案,并判处马赖死刑。法国政府抓住这个所谓的“马神甫事件”作为借口,参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沙俄侵吞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活动中,东正教传教士团也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并不遗余力地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二、霸占民产,危害民生。

以传教士为首的教会组织,霸占田地,兴建房产,成为空手而来的传教士的生财之道,传教士“谋田地房产,不先禀商地方官,硬立契据”的事件遍及全国。教会霸占民房地产的手段,不外如下几种:1、借口归还教堂旧址,霸占勒索;2、通过不法教徒盗卖公产或亲属产业,转手给教堂;3、利用灾荒年头,用极低的价钱购进或永租;4、优势占领垦地,如佃开垦;5、哄骗教徒捐献。在取得大片土地后,除用于教堂及其附属建筑外,即利用教民充当佃农耕种。

三、挑起民教冲突。

教会包庇教民,肆意扩展延伸治外法权于教民,甚至直接武装寻衅滋事,也是传教士们的惯用手法。近代教民大致分为四类:一是“信教”的,多为真心祈求上帝赐福和死后升入天堂的善男信女;二是“依教”的,依靠教会产业以养家糊口而不得不入教;三是“吃教”的,贪图教会的小恩小惠,把“教民”当成一种职业或头衔;四是“投教”的,仰仗教会势力以抵抗欺压,反过来欺压别人。

在近代信教民众当中,“良民甚少”,“吃教”与“投教”的教民较多。而传教士一味袒护徇庇。一旦教民犯事,教士妄加包庇,甚至包揽词讼,逼令地方官让步。传教士的纵容挑唆,不仅恶化了民教关系,造成民教冲突不断,而且使“教士之势乃张,其为祸乃至无穷”。19世纪60年代以后,民教纷争、冲突愈演愈烈,全国教案此伏彼起。受制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和武力恐吓,在应对民教矛盾方面,清政府与地方官吏总是倾向于保教抑民。不甘欺侮的民众于是“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遍布各地的反洋教斗争成为中国社会民众慨然反对“基督福音”的时代音符。义和团运动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顶峰。

 

第三节 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的兴起

自1848年青浦教案开始,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为止,全国各地先后发生了400余起民教之争。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对外侵略的反抗,从天津教案到余栋臣起义,再到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渐次推进,这不仅是近代中国人民勇于反对外来侵略的见证,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中难以避免的文化碰撞与冲突。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积存。近代教案的频发与高潮迭起,与中西宗教信仰差异不无关系。风俗习惯上的差异也造成民教之间的诸多仇视。传教士还将中国人的烧香祷告、求神祈雨、迎神赛会等视为愚昧无知,想方设法破坏中国人的各种祭祀活动,一系列教案也由此发生。传教士干涉官员行政,而且辱及朝政,损害国家权威,从而加剧了传教士与官僚阶层的矛盾和冲突,成为清末教案频发的一个诱因。基于中西文化和习俗的隔阂而生成的误解,也是近代反洋教运动的导因之一。1870年6月21日爆发的天津教案,即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反洋教斗争。

四川是近代中国民教冲突比较激烈的地区之一,1886年和1890年的两次大足教案,就是近代四川人民与外来基督教势力冲突的体现。余栋臣起义,也就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前奏和先声。第一次大足教案发生于1886年川东大足县龙水镇。当地民众前往龙水镇参加灵官会,当时教民数十人持械护持新建教堂,不让群众围观,进而发生口角,继以斗殴,群众拆毁多处教堂。第二次大足教案发生于1890年,是年天主教堂再次修竣,教士令大足县令出示禁止迎神赛会,到了会期,民众再次聚集与教民冲突,教堂又被捣毁。

1890年8月,余栋臣率众起事,攻入龙水镇,焚毁附近二十里的强家坝教堂,正式竖旗起义。1892年在与清军激战中,寡不敌众,其率部突围。1898年3月,余栋臣再次举行起义。他发布檄文,号召人民以武力驱逐洋人出境,得到群众积极响应。起义军北攻铜梁。安岳,南攻永川、江津,东攻重庆,西攻内江,所过地方,教堂一律损毁。1898年12月,清政府派兵进剿镇压,起义失败。余栋臣起义影响及于四川三十余州县,焚毁教堂、教会医馆二十余处,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的反洋教斗争。更为重要的是,余栋臣起义提出的“顺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在当时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的发端。

山东鲁西北地区及直鲁交界地区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鸦片战争后,教会势力的扩展触发了山东乡间反教势力的组织和联合。起源于明清以来山东地区的民间秘密教门、宗教结社和习武组织,到19世纪末年在“义和拳”、“义和团”等的名义下逐渐组织起来,并走向公开化。反洋教斗争逐步形成以朱红灯为首的山东全省规模的义和团运动。进入庚子年,山东义和团开始沉寂,但直隶、天津、北京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却呈现不可遏止之势。直隶境内影响巨大的义和团,是静海县独流镇以张德成为首的“天下第一坛。入坛者达千余人,张德成被团众推举为坛主,统辖独流镇所有义和团组织。从1900年2月开始,义和团运动开始向京津一带转移。6月以后,外地团民进入天津城者与日俱增。1900年6月下旬,全县城乡约计有坛口300个,人数约为4万,按八卦分支,有乾、坎、离、震等名号。其中以乾字团最多,人数2万左右;坎字团次之,人数约1.4万左右;离字团人数约两三千人。

义和团运动的口号,从1894年大刀会的兴起,经1898年的义和拳举事,到1899年的朱红灯为首的神拳的反教,口号一脉相承,基本上是“兴华灭洋”或“兴清灭洋”;1899年12月以后从直隶南部的义和团开始,口号转变为“扶清灭洋”或“助清灭洋”。各地义和团较为普遍地采用了“扶清灭洋”这一口号。这些口号的提出,反映了义和团与清政府关系上的歧变,但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洋教为象征的西方列强则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