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六章 庚子之变--从反洋教到义和团运动

第六节---第八节  

第六节 保皇会与自立军:维新派的分化

遭受戊戌政变打击的维新派并没有停息自己的政治活动,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政治诉求。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发起成立保皇会,以保救光绪皇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等顽固势力为宗旨。唐才常等成立自立会,以示脱离清政府自立,表现了明显的反清革命倾向。这既体现了维新派力量走向分化的趋势,也预示了新世纪的时代诉求。这将是一个历史新纪元的开始。

唐才常成立了“讨贼勤王“的自立军,共组建七军,以大通为前军,安庆为后军,常德为左军,新堤为右军,汉口为中军,另置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各军约定于1900年8月9日同时发动起义。自立军明确宣布:“我等谓满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声称要“讨贼勤王”,“请光绪帝复辟”。同时,自立会的武装“勤王”也得到了康、梁和海外华侨在的大力支持。“运动各省会党及边防军发难之责,才常任之,向海外华侨募集包饷糈接济义师之责,康梁师徒任之”。

受康、梁海外筹集款项的影响,自立军起义时间一再延宕。由于通信联络所限,更改的计划未及时下达各军。1900年8月9日,秦力山领导的自立军前军按原定时间在安徽大通发难,却未能得到其他各军响应而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8月2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驻汉口领事逮捕唐才常等人,并于次日将唐才常处死。各地自立军遂陷入群龙无首境地,武装“勤王”之举即告失败。与维新运动不同,自立军试图将挽救民族危机与武装推翻清朝政权结合起来,并且开始走上自下而上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中国政治维新运动由和平改良走向暴力革命的历史转折。

身处“保皇勤王”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对同时发生在北方地区的义和团运动予以更多赞许之情,而并非一味地简单否定。其中不少人对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抵抗外来侵略的行为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1900年12月26日,《中国旬报》发表《主权篇》,将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加以对比认为:“洪秀全与本国争权,义和团与外国争权。今则义和团与各国争权,维新党与国内之君争权,斯岂非中国自立之绝大起点?”1901年《开智录》发表了为义和团运动大唱赞歌的战斗檄文《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高度赞扬了义和团运动的英勇斗争精神和无畏气概。当时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人士虽然对义和团“盲目排外”、“愚昧无知”不无指斥,但也对其抵抗侵略的爱国精神给予高度的赞扬。这恰恰成为紧接而来的新世纪中中国近代民族精神重构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七节 《辛丑条约》与义和团的失败

依照法国政府10月16日的备忘录,列强形成了对华谈判的基本框架。11月15日各国公使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与清政府谈判的议和照会。12月24日,英国、美国、俄国等11国公使向清政府递交了各国联合照会的正式文本。由于这份文件总计十二条款,故称《十二款议和大纲》,简称《议和大纲》。《议和大纲》基本成为以后《辛丑条约》的蓝本。

慈禧太后等收到《议和大纲》后,对没有将自己列入“祸首”大喜过望,清政府内部也基本倾向于委曲求全,尽量接受条款。虽然清政府已经接受,并希望早日正式开议,但对该大纲涉及的惩凶、赔款,以及没有涉及的各国从中国撤军等问题,清政府与各国之间仍存在分赴。即使列强内部也还存在不同利益的分歧和斗争,从1901年1月起,驻北京各国公使举行了70多次会议,直到该年8月12日,才确定了对华和约的全部内容。

惩办所谓“祸首”问题成为议和谈判的焦点。清政府除对作为皇室近族的载猗、载澜的惩处未加接受外,几乎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对“肇祸王公大臣”分别予以处死、斩监候、流边、革职等不同处分。赔款问题是谈判涉及的另一焦点问题,也是列强争执最为激烈、费时最长的问题,就是对各国的赔款标准、范围、数额、方式等问题。各列强对赔偿额达成一致后,照会清政府,清政府几乎未作任何抗争就接受了列强的索赔要求。

惩凶和赔款两在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列强加快了辛丑议和谈判的进程。9月7日,11国公使与清政府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在和约上最后签字,长达近一年的和约谈判至此结束。1901年为农历辛丑年,故将此条约称为《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正式文本包括“正约”十二款和“附件”十九件。《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是近代以来赔款数目最为庞大、主权丧失最为严重、精神屈辱最为深重的不平等条约。从庚辛之变开始,近代中国社会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义和团运动最终惨烈地淹没于《辛丑条约》的签订之中。

第八节 时代转型:义和团与近代民族主义运动

从社会运动层面而言,近代中国的民族抗争运动以1901年为分界,明确标示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其历史转折点恰恰是义和团运动。这些转变主要体现为:其一,从“华夷”分辨向“主权”认同的转变。其二,从天朝话语向国家-民族话语转变。其三,从臣民话语向国民话语的转变。

以“主权”为核心,以“争利权”为基本诉求的一系列民族抗争,构成1901年以后近代民族主义的时代表征。而这一运动的历史起点则是义和团运动。首先,义和团的“排外”实践及其精神成为新的“主权观”和“争利权”诉求的历史起点。当“主权”观念成为重构民族主义运动的新的要素时,20世纪初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割断历史,将义和团的“排外”与“文明抵制”对立起来,而是在“排外”与“争利权”之间建构起历史的也是必然的联系。其次,义和团张扬的“民气”构成了锻造新时代“民族精神”的历史前提。20世纪之初,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抗争运动,标举着“民族精神”的时代旗帜,推动着传统民族抗争运动跃升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再次,义和团运动也是20世纪“下层启蒙”运动的历史起点。义和团运动反推了“开民智”时代的到来。在民智既开的的条件下,推动了全民动员的民族抗争运动的兴起,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绅民同构“的抗争模式。总之,历史上没有哪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