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晚清新政--制度变迁与民变风潮

第5节:地方自治;第6节:新政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  

第五节 地方自治

晚清预备立宪时期,“地方自治”也成为制度变迁中内容之一。直隶总督袁世凯对地方制度改革比较积极,率先在天津实行地方自治。袁世凯仿照日本模式成立天津自治期成会,并适时拟定了《直隶天津县地方自治公决草案》。该〈公决草案〉中规定:天津地方自治,由议事会及董事会两部分组成。1907年6月16日,天津地方自治举行正式开始,最后选举李士铭为议长。天津地方自治正式宣告开始。

清朝实行“预备仿行宪政”以后,直隶、江苏、奉天、广东、湖北、江西、福建、安徽、吉林、浙江、贵州、山东、广西、京师、湖南等省区,建立了五六十个自治团体。1907年9月,编纂官制大臣通电各省督抚,要求“每府州县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所决议之事,俟府州县议事会及董事局成立后,再推广设城镇乡各议事会、董事会,及各城镇乡长等自治机关”。1908年,清政府宪政编查馆拟定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对地方自治的实施步骤作了统筹规划。1909年1日,清政府正式颁布由民政部拟定、宪政编查馆核议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及相应的选举办法。通过这些章程对地方自治做了具体规定。

晚清地方自治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08年前为地方自治试办阶段,清政府要求部分地区进行地方自治的试验,以便从中获得地方自治的经验。1909年1月,清王朝相继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各省依据地方自治章程筹办地方自治,从而使地方自治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此时的地方自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设立地方自治筹办处,从事调查和选举事宜;二是开办自治研究所,培养和训练自治人才;三是选举各级议事会、董事会等自治团体和自治职员,建立地方自治公所。在举办城镇乡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各省纷纷筹办府厅州县地方自治。

第六节 “新政”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

一、思想文化的变迁

相对于近代“新学”而言,旧学是指远离现实社会生活需求和发展趋向的学术文化,是特指以科举八股为制度内容,以汉学、宋学、词章学为知识内容的与时代发展相脱节的陈旧的学术文化体系。新学是中西会通基础上形成的与传统中国旧学体系在知识体系和价值标准上全然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随着西学的引入和传统中学向经世致用方向的转化,为近代新学产生提供了基础性条件。洋务运动时,西学和中学通过致用实现了成功的嫁接。戊戌变法时期,近代新学已经初步形成。20世纪初,清政府废科举、改书院和兴学堂,以新学堂为标志的中国近代新学体制得以建立,旧学终于走向衰亡,退出了学术文化的主流地位。

据梁启超粗略划分,其是新思想之中心就有四支:即康、梁“输入外国学说”;章太炎“专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严复“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孙中山等“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一方面,在后代新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以大量输入西学和搬用西方词语为手段的新学,在学术文化发展方向上产生了“欧化”倾向;另一方面,在近代新学狂热猛进的势头上,也出现了以挽救和倡导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旗帜的“国学”或“国粹”主张。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知识界震撼于日本的成功,从而形成了由日本转输西学的新模式,20世纪初,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译书执”产生。

二、社会阶层的变动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绅士是封建社会的主干力量。但是随着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在迈向近代社会的转折过程中,逐步产生了一批有别于传统绅士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程度不同地肩负了推进近代化的社会职责,并在变动着的地方社会中,扮演着社会中坚的角色。近代绅士阶层的转型,最初表现为绅与商的交叉渗透,使基层社会权力中心和传统社会社会领袖力量发生了新的组合,这样就产生了既不同于传统绅士,也不同于传统商人的“绅商”力量。

20世纪初,清政府“废科举、兴学校、派游学”的政策,造就了一支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它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从传统的士大夫中分化出来,具有新思想的人;二是各类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三是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一般摆脱了官、绅、士的传统身份,投身于城市商业社会中,成为各种各样新型职业的从业者,如教师、律师、医师、记者等。与传统社会的“士”阶层相比,这些新兴自由职业者是一个最为分裂、涣散的社会群体,他们不再具有传统士绅那种以科举制度为中轴的“固定团体格式”,他们按照各自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政治信仰、知识系统,分化成种种隔离甚至对立的文化政治集团。

近代军人阶层的崛起与当时的社会结构解体密切相关。由于科举制废除,社会流动渠道畅开,各阶层都获得从军入伍的机会,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开始向军人职业倾斜,开始了从“以兵为民”向“以民为兵”的转变,近代中国的“兵”与士、农、工、商取得了并列的地位。军人群体从传统的边缘角色进入政治中心地位,拥有军队,就可以左右政局,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军人群体在清末的崛起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砍向“无兵文化”的传统社会的同时,也砍向了一个无序化的转型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的军阀政治由此奠定根基。

三、“民变”与社会动荡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引起清末社会持续动荡与晚清民变。1900年沙俄武装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人们自动组织起来发动“拒俄”运动。但是,这次“拒俄”运动却遭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最终失败。1903年广西巡抚王之春将全省路矿权出卖给法国,引起留日学生和广西人民发动了“拒法”和“驱逐王之春”的运动。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广大的舆论压力,最终将王之春免职,“拒法”运动取得了一定胜利。1911年初,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分头发动,掀起了拒英、拒法和拒俄运动。这场运动由云南发起,迅速向全国各省蔓延,形成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次运动之后,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并且迅速演变为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

在中国人民发动反帝爱国运动的同时,以同盟会和光复会为主的革命派也先后多次发动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武装起义。1906年12月,黄兴、刘道一、蔡绍南等在萍乡、醴陵和浏阳发动了大规模的会党起义。1907年5月到1908年4月,在孙中山领导下,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先后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光复会领导发动的起义有1907年秋瑾领导的绍兴起义、1908年安庆新军起义。四川革命党联络会党在江安、泸州、成都等地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由于革命派没有能力改造会党,造成了会党起义发动容易,但成功却很难的局面。于是,革命党人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1910年后,同盟会先是发动广州新军起义,随后又组织了广州黄花岗新军起义和湖北汉口新军起义。

在整个社会陷入极度的混乱的背景下,晚清民变风起云涌,不断地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秩序。1902-1911年,全国共发生民变1028次。在这十年中,民变发生最多的区域是江苏省275次,其后依次是浙江省178次、江西省69次、安徽省64次、广东省62次、湖北省56次,而宁夏、蒙古、新疆、西藏等省几乎没有民变发生。由此可见,民变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

总之,新政给予了传统士绅权力扩张的制度性、合法性基础。而权绅在资源的束聚过程中与民众利益形成直接的冲突;再加之新的权力制衡关系的缺位,使绅民矛盾和利益冲突缺乏及时和适度的调整而频繁地走向激化,不断以民变的方式爆发。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