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走向共和--辛亥革命与民国创建

第一节:“全球革命潮”-辛亥前十年的中国  

一、民族危亡之秋。《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列强打出“保全主义”的旗号以替代其直接“瓜分中国”的政策,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权益的侵略和争夺,致使“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政治上,列强采取“以华治华”政策,将清政府胁迫为其宰制中国的工具。而且,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带有了新的时代特点:一是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二是形成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三是列强加大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

庚辛之后,中国主权急剧沦落,中国的经济命脉和金融财政都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在1901-1905年的4年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陡增一倍以上,除继续在中国遍设各种工厂外,列强还进一步夺取筑路和开矿的权利。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大规模地攫取中国铁路权。1895年法国首开外国侵占中国铁路权的恶例,也是后来法国强修滇越铁路的先声。英国索取由缅甸修铁路入云南境内的权利。沙俄野心更大,通过《中俄密约》,取得了东清铁路的建筑和管理权利。德国也夺得了胶济、胶沂两条铁路的建筑权。《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又掀起了一场对华铁路投资的狂潮。短短几年间,中国大部分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都先后被列强掠夺而去。迄至1911年,在中国土地上共修筑铁路9618公里,其中帝国主义控制的铁路达8952公里,占全长的93%。

对中国的矿产资源,列强垂延已久。继光绪二十六年开平煤矿落入英国之手后,全国10余省的主要矿权又逐渐被英、美、俄、法、比等国所夺取。至清末,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控制了中国煤矿机器开采量的90%以上,而中国的铁矿生产则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除铁路、矿业外,在航运业、棉纺业、造船业、烟草业、金融业等方面,帝国主义的投资也迅速增加。“洋人”的朝廷,是对《辛丑条约》后清政府颇为形象的一种描述。

二、经济崩溃、动荡加剧。与溃败政局相伴而生的是社会经济的衰退和民生的困苦竭蹶。辛亥革命的前夜,社会经济也处于崩溃的边缘。随之而来的,是急剧而频繁的民变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抗争运动,这构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基本的社会情状。以农民和城镇下层群众为主体的民变,在持续不绝的罢市、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中,不断地走向更为激烈的斗争---武装暴动。

1902年4月在直隶广宗县爆发的景廷宾起义,就是因反抗清政府派“赔款”而起。起义军打出了“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影响波及河南、山东。1902年广西省汉、壮、苗、瑶等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烽火燃遍全省,斗争持续了3年。1901年-1905年,各地发生的抗捐抗税斗争达70多起。据统计,辛亥革命前10年间,由饥民抢米导致的风潮总数在150次以上,遍及南北各省。与偶发的民众反抗斗争不同,各地有组织的会党也纷纷起义。1903年广西各地会党互通声气,形成规模颇大、声势颇壮的起义。清政府调集湖北等省兵力,历时两年,才终将起义镇压。绵绵不绝的民众反抗此起彼伏,虽然绝大部分仍处于自发状态,却使得清政府陷于四处应对却救治无方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自发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逐渐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最为典型的就是各地发生的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及收回权利运动和保路运动等。在这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运动的方式和利益诉求更多地披染上了新时代的色彩。“拒俄、拒法、抵制美货”、收回利权的运动接踵而起,标志着20世纪初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进入一个从民众自发、分散的反抗斗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迅速高涨的新时期。社会大众对清王朝的不满和愤怒,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三、新政改革失利。

为摆脱社会危机和政治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新政”对早期中国现代化进程有积极意义,却未必有利于清王朝专制统治的维护。第一,慈禧太后强调要求“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强调新政的原则是“三纲五常”。这说明,新政并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新政不新”。第二,1905年废除选举制的教育改革无疑是革命性的。选举制的废除斩断了两千多年来逐步积累和加强起来的社会制度的根基,革新学制和奖励游学培养的一批具有新思想、新价值观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第三,政府为了自救图强而编练的具有早期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军队,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而不发生脱节现象。相反地,他们站到了清王朝的对立面。第四,清政府整顿经济政策,允许和奖励民间设厂,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为辛亥革命爆发打下了比较深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四、新思想及“全球革命潮”。

20世纪初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个群体的出现主要有两个途径:兴办学堂和奖励留学。这些人接受了西方教育,因而具有与封建士大夫完全不同的特点。他们视察世界的世界观是进化观;在价值取向上,他们以美、法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留日风潮兴起的同时,从日本转介西学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这一时期从日本转介西学的主要载体是译书。除译书外,名目繁多的报纸、杂志也是转介西学的载体。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以日本为跳板和模板向西方学习。

进入20世纪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思想迅速传播并成为时代性潮流。孙中山则是这个时代的开创者。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诞生。在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所附的秘密誓词中,他明确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共和革命目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推翻封建专制,实现民主政治的口号。革命派以孙中山“创立民国”的民权主义为旗帜,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武库里搬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思想武器,严厉批判封建的专制制度,反复论述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反对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当时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方面影响最大的是邹容、章太炎和陈天华。1903年,邹容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深刻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并热情歌颂革命,歌颂民主,大力赞扬和鼓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详细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方案。学者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猛烈抨击了康有为宣扬的“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论调,相信在革命之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参加“拒俄”运动后归国的湖南籍留学生陈天华,写了《警世钟》和《猛回头》这两部震撼人心的宣传爱国救亡的小册子,他以异常愤怒的心情,列举大量的事实,向读者揭示出当时民族危机的极端严重性,说明局势已不容许人们再有丝毫的犹豫和迟疑。

真正将民主共和观念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的,要归功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论战。中国向何处去?是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还是以改良的、和平渐进的方式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造,使之完成向君主立宪政体的转化?这是革命派和改良派进行这场大辩论的焦点。这场辩论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终。反满—革命—建立共和国,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同一链条上紧密相连的几个环节。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受到当时进步人士的普遍拥护。

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联络会党合并组成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具有政党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以“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为最终目的。同盟会设了两个支部,即设于香港的南方支部和设于上海的中部支部。国外设四个支部,即南洋支部、欧洲支部、美洲支部、檀岛支部。同盟会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民生主义在当时指的是“平均地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