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走向共和--辛亥革命与民国创立

第二节:清王朝的覆亡 第三节:民国创建  

第二节 清王朝的覆亡

一、清廷政局乱象。1908年11月14、15两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清朝最高统治集团陷入一片混乱。光绪皇帝死后当天,清廷即宣布由他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的将满三岁的儿子溥仪为嗣皇帝,以载沣以摄政王监国。12月2日,溥仪即位,宣布明年为宣统元年。第二年1月9日,清廷发布上谕,将袁世凯放归家乡河南。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的统治经验和能力,本来远远不能同西太后相比,袁世凯被罢斥后,满朝大臣中又没有一个人能替代他的作用。因此,清末政局大受影响。

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和庇护,加以清廷内部力量的制约,以摄政王为首的清廷中枢还不敢贸然杀掉袁世凯,甚至也不得不继续保留同袁世凯深相结纳的庆亲王奕匡所担任的首席军机大臣要职。放马归山的袁世凯,仍然是影响当时政局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站在袁世凯背后的列强的态度和力量,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采取“换马”的办法,宁可抛弃清政府而支持袁世凯。清廷中央的政局之变及其乱象,为辛亥革命的适时爆发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二、立宪大请愿。1906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为了在宪政实施中有效地参与政权,立宪派在各地相继建立了政治团体。要求清政府召开具有制定法律、监督政府职权的国会,建立有实权的责任内阁,是这些立宪团体的共同目标。但是,立宪派很快发现清政府只不过是“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于是,立宪派举行了轮番的国会请愿。连续四次的请愿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还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从此,立宪派一方面筹组政党,仍然在为而后的国会席位做准备;另一方面则准备另谋出路,其中不少立宪派开始向革命派靠拢。

三、起义:前赴后继的革命党。兴中会成立后,积极筹备武装起义。1895年10月,由于起义计划不密,清政府将广州起义镇压,孙中山遭到清廷通缉,被迫逃亡国外。1900年10月,兴中会又在广东省惠州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在半个月内扩展到2万余人,后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弹尽粮绝而失败。1904年2月15日,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了华兴会,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武装起义。但起义前夕计划泄漏,起义发动者遭清廷捕杀,黄兴幸得脱逃而避难日本。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制定《革命方略》,明确提出武装反清的基本方针。此后,同盟会或其他革命团体发动了十余次武装起义。1907年-1908年,孙中山在中国南部边境地区先后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光复会也在浙江、安徽发动了起义。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和黄兴等经过半年精心筹备,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黄兴率领的100多人攻破了两广总督衙门,与前来镇压的大队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由于孤军力薄,激战一夜而失败,起义军牺牲和被捕就义者近百人,黄兴等负伤逃脱。广州人民不顾生命危险,把殉难烈士中72人的遗体营葬于城郊红花岗,并将其改名为黄花岗。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时曾依靠的主要力量之一会党,其成员大多是破产农民、游民、流氓无产者。通过多次失败之后,革命党人也意识到会党“发动易,成功难”,难以指挥。因此开始把发动起义的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

四、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

引发埋葬清王朝之巨焰的导火索是“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之起由于川变,川变由铁路收归国有”。1911年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政策”,接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原来由各省铁路公司商办的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这激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保路运动由请愿、示威走向武装起义,引发了全社会对清王朝累积既久的愤怒之火,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四川保路风潮骤起,牵动全局之变。湖北革命党人审时度势,决定择机在武汉发动起义。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联合行动,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预定在中秋节(10月6日)在新军中奋起举义。时至1911年秋天,湖北新军总共1万5千人中,已经有超过4000人的真正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的兵士。身处即将喷发的烈焰中心的湖广总督瑞澂,急切地采取了相应措施,以换防为名将“不稳”的新军分调各处,并以打乱建制的混合调配,破坏军中的革命组织系统。起义计划的实施无疑困难加重。革命党人决定将起义延期到10月11日。不料,在9日发生了孙武检测炸弹失慎爆炸事件,起义计划暴露。湖广总督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开始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逃脱,彭楚藩等被捕牺牲。新军里的革命党人见事态紧急,决定提前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和第一枪,城内新军中革命党人闻风而动,积极应对。火光与枪声的动员是迅速的;8时左右,右旗第二十九标几十名士兵打开军械库强取弹药;8时左右,右旗第三十标二营一百多名士兵杀死营部分旗兵后,向楚望台集结;8时半,南湖炮兵八标已有准备的革命党士兵,立即在操场发炮响应,300余士兵拥炮而出,向中和门进发。半个多小时内,集结的起义新军,总数达4000余人。革命军奋不顾身,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北总督瑞澂仓皇逃亡于停泊在长江的军舰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尽管参加武昌起义的士兵有4000人左右,但与清王朝统辖全国的25万新军相比,根本就不成对手。然而,迅速崩溃的王朝江山,不仅是王朝意料之外的结局,也是革命党人自己也不曾想到的结局。武昌起义成功后,由于孙中山等领导人远在海外,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革命党人邀请湖北谘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举行会议,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清朝高级议员、二十一混成旅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的都督,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及上海宣布脱离清朝的统治,清朝海军的一部分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一个延续360多年的清王朝天下,很快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天下。

第三节 民国创建:辛亥革命的结局

一、中华民国的建立。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12月29日,苏、浙、鄂等17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随后,临时政府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的建立。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和“代议政治”为临时政府的建构原则,它鲜明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性质。

二、辛亥革命的失败。但好景不长,革命成果很快落到袁世凯的手中。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尽管革命党人反复强调“秩序革命”,不敢触动帝国主义的权益,但帝国主义列强却敏感地警觉到如果成功,不仅将危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营了半个世纪的半殖民统治,甚至震撼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对革命抱敌视态度,只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为“交战团体”,而不承认是政权机构,并采取各种手段力图将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迅速发展的形势,帝国主义者表面上伪装“中立”,实际却暗中支持清廷。与此同时,他们还鼓吹袁世凯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表示在袁解决“南北争端”之后,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力图胁迫革命党人把政权让给袁世凯。

宣告独立的各省政权,大部分都落入立宪派和旧官僚政客之手,他们在分享革命果实之后,就远离或背离了革命的目标。号称中央的南京临时政府,却政令不行,权威不立。各省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对南京临时政府抗命不遵,进入临时政府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拒不合作。他们甚至认为孙中山长期在海外,不了解中国国情,反而袁世凯得到列强支持,又具备孙中山所缺乏的财力和物力,因此把袁看成“统一”和秩序“的象征,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表。当然,从根本上动摇共和政权根基的是革命党内部的分化和蜕变。多数同盟会员只以”驱除鞑虏“为实行共和的唯一目的,认为建立起共和政体,革命就算成功。在这种错误思想引导下,一些革命党人有的忙于经营实业,为自身谋取经济利益,有的热衷于谋权夺位。如陈其美、孙武、阎锡山等人。与此同时,革命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开始了新的分化组合,出现了一些对抗同盟会的新政团,如章太炎和张謇,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原共进会领导人孙武还成立了“民社”,推黎元洪为领袖,提出反孙、倒黄、捧黎、拥袁的方针。

当帝国主义、立宪派和旧官僚都竭力要使袁世凯出掌中国政权时,内部涣散的革命党人已经失去了对于整个局势的掌控和清醒的判断。所以当袁暗示“赞成共和”之后,一部分革命党人也产生了只要袁世凯能逼清帝退位,就让他当大总统的想法。帝国主义列强与立宪派完全出于不同的目的选择了袁世凯。在这重重的掣肘和压力下,孙中山引退了。孙中山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大总统一职,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而精明的袁世凯在得到这些许诺后,加快了“逼宫”的步伐。帝国主义也配合袁逼宫。

在袁世凯的玩弄下,清王朝已无路可走了。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举行选举会,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100天,就被袁世凯政权所取代。孙中山的“让位”,是辛亥革命转向失败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