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九章 逆境重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

第一节:动荡不已的民初政局  

一、袁世凯:践踏约法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宣布退位,孙中山履行诺言,于2月13日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5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于北京。至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建都南京的努力宣告失败。民国初年的建都之争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官僚政治集团之间展开的一场革命成果的保卫与攘夺的斗争,也是共和与专制的较量。这场斗争终以临时政府的北迁而宣告结束。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北京临时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的政体形式。袁世凯提议由唐绍仪为内阁总理,革命派坚持内阁总理由同盟会会员担任,争执结果是唐绍仪任内阁总理,但需加入同盟会。3月2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袁世凯、孙中山协商提出的内阁名单。4月21,中华民国第一届责任内阁---国务院正式成立,此届内阁中同盟会员占了半数。国务总理唐绍仪按照《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度,在同盟会阁员的支持下行使总理权力。“事事恪守约法”的唐绍仪,引起了袁世凯的猜忌与极大不快,特别是在英美日法德俄六国银行团借款问题、王芝祥督直事件上,袁世凯与国务院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6月16日,唐绍仪愤而辞职,其他同盟会阁员也相继退出内阁,唐绍仪内阁就此瓦解。

6月27日,陆微祥继任内阁总理,但对袁世凯提出的阁员名单迟至7月25日方在议会勉强通过。此后由于陆微祥一直请假,所以“内阁政务几乎停顿”。8月20日,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维持了总统府的行政中心地位,内阁之国务会议形同虚设。至此,北京政府的权力运作集中于总统府。资产阶级革命派力图通过宪政体制的力量约束。制约袁世凯的权力独大局面。陆微祥内阁组成后,宋教仁便开始了组织政党内阁的工作,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以政党相号召,在选举时争取多数并以多数党的地位控制国会,组成正常内阁。1912年5月9日,以民社、统一党为基础,联合民国公会、国民共进会、国民协进会和国民党(不是后来以同盟会为主体组建的国民党)等六个小党派组建而成的共和党正式成立。1912年8月25日,在宋教仁等人的努力下,同盟会进行改组,并联合了受袁世凯威胁和共和党攻击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9月27日,以立宪党为主体的共和建设讨论会联合共和俱进会、国民协进会、共和统一会、共和促进会等6个政团组成民主党,与国民党、共和党形成鼎立之势,形成民初三大政党风云际会、党争激烈的局面。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自约法施行10个月内,临时大总统召集正式国会,由临时参议院制定组织法、选举法。正式国会将仿照美国国会,实行两院制,这样竞选国会议员成了各党活动的中心内容。从1912年12月到次年2月,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宋教仁等全力投入竞选活动中,国民党在选举中获得绝对优势。1913年3月,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在两院议员选举中获大胜。参众两院共870议席,国民党独占392席,占45%;而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共得223席,占25%。国民党选举的胜利,却激怒了袁世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返京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

二、国民党:二次革命

“宋案”调查结果令国人大为震惊,直接指使谋杀的是袁世凯的亲信、内阁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洪述祖。“宋案”的发生,不仅引起了国人对袁世凯的一致声讨,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武力倒袁”与“法律倒袁”的争论。孙中山主张武力倒袁,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则主张联合其他党派,通过国会力量“法律倒袁”。而与此同时,袁世凯加紧备战,随时准备发起针对国民党人的武力战争。1913年4月,袁世凯不顾临时参议院的反对,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该合同附有屈辱性政治条件,协定意向公布以后,全国哗然。国民党员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通电反对借款,6月9日,北京政府宣布免除该三都督职务,并派北洋军开赴江西,发起内战。国民党遂决定武装反袁,“二次革命”由此爆发。

1912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誓师,组织讨袁军,宣布江西独立。7月15日,黄兴在南京逼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接着,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讨袁战区战争遍及南方多个省区。在江西和江苏战场,面对北洋军的咄咄逼人攻势,讨袁军不到两月即全遭失败。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二次革命”及其失败,对民初中国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标志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的失败了。袁世凯依恃北洋军为后盾,在独裁专制的道路上不断抛弃《临时约法》、国会的障碍,快速地走向了帝制的道路。

三、袁世凯:走向帝制

袁世凯在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袁世凯谋求建立以总统制为代表的行政集权体制,首先要冲破《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其次,袁世凯违反国会程度,谋求尽快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成为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对宪政体制的蔑视和突破变本加厉,决意将国民党与国会全部踢开,废弃国会民主,实现个人专制的目标。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宣布国民党是叛逆组织,下令解散国民党;11月10日,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宣布自行解散;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根据政治会议决议,正式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正式取消了中华民国国会。1914年3月18日,由清一色的袁党与闲曹组成的约法会议炮制出《中华民国约法》并公布施行,同时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而且对总统的权力几乎未设限制,该约法与临时约法之精神完全相反。

袁世凯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一系列改革,为实现其个人专制与独裁,并最终登上皇帝宝座,铺平了制度上的道路。袁世凯已经在政治体制上完成了走向帝制的前期准备。随后,袁世凯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以使自己“名正言顺”地当上皇帝。1915年8月23日,时任国史馆副馆长的杨度,联合孙毓筠、严复等六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袁世凯筹备称帝过程中最知名的机构---筹安会。此后,杨度又发表《君宪救国论》,成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的头号吹鼓手。筹安会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并通电全国,要全国各地文武官员和商会团体来京讨论国体问题。10月8日,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由各省军政长官监督“选举”的国民代表,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和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尊重“民意”,接受推戴。12月13日,袁世凯在北京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开始以皇帝身份君临天下。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定新朝年号为“洪宪”,决定自1916年1月1日起,将民国纪年改为洪宪元年。至此,袁世凯完成了由总统到皇。帝的转变。

四、护国运动:再造共和的斗争。护国运动是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进步党人及其影响下的地方革命党人等反袁势力联合倒袁的政治运动,并以军事行动成功推翻“洪宪”帝制,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流亡日本。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主持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对外正式打出了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不愿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的部分原国民党人则拥护黄兴为领袖,走上了另外一条组党革命的道路,于1914年8月在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对袁世凯的立场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过程。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道路上,进步党人逐渐从拥袁走向反袁。

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立场的改变,对进步党人、特别是他的弟子蔡锷影响巨大。蔡锷,湖南宝庆人,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反清起义的领导者,1913年10月,被袁世凯剥夺兵权调入北京,并为袁世凯所监视。1915年10月中旬,蔡锷知袁世凯称帝之意已决,即与梁启超密谋,决定潜回云南发起武力讨袁。1915年12月19日,蔡锷抵达昆明,讨袁大幕由此揭开。

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成以“护国军”为名的讨袁军。护国军兵分三路,蔡锷任护国军主力第一军司令,领兵北征四川;唐继尧出任滇督并任护国军第三军司令,留守昆明;李烈钧任护国军第二军司令,领兵东出广西。护国军在蔡锷率领是于下,兵分两路进攻四川与贵州,袁世凯则令曹锟率领北洋军迎击护国军。护国军节节胜利,东路军进抵贵阳;西路军占领四川叙府,然后大举入川,刘存厚率川军一师起义,改成四川护国军总司令。继云南省独立以后,1916年1月27日,贵州也宣布独立,此后广西、浙江等省相继独立;广东在中华革命党压力下也宣布独立。在举国一致的声讨下,袁世凯不得不于2月23日宣布帝制活动“从缓办理”。3月22日,袁世凯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宣布取消帝制。23日,宣布废除“洪宪”年号。6月6日,袁世凯忧惧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