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九章 逆境重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

第六节: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一、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拉开帷幕。1919年1月18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开幕,史称“巴黎和会”。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以战胜国资格出席巴黎和会,派出了陆徽祥、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任务是: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的一切权益;取消“二十一条”之全部或一部分;取消外国人在华一切特权;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在华之政治、经济特权。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主要围绕山东问题展开。日本代表首先发言,要求中国将“胶济铁路及其他利益为无条件之让与。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顾维钧反驳了日本声明,提出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应由大会直接交还中国。然而,巴黎和会所标榜的和平、平等只是大国进行权利交易的幌子。4月16日和17日,五国会议两次讨论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的处置问题,由于日本坚持将山东问题排除在外,致使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主张无法实现。此时,意大利宣布退出和会,日本也扬言退出和会,以此来要挟英法美等国。为避免和谈破裂,4月22日,英美法三国首脑约见中国代表,通知中方“日方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将租借地还给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中国代表团表示不能接受,但列强无视中国的要求,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决定:德国将山东的所有权益让与日本,日本将德国租借地及其他政治性权利交还中国,但保留经济性权利。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至此失败。

巴黎和会上,中国除了在对德奥提出的条件基本得到满足以外,其余各项权利要求均遭到拒绝与失败。当巴黎和会做出将德国的山东权益交与日本的决定以后,消息很快传到国内,引起国民群体激愤。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1000余人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均有代表参加。大会气氛极为沉痛,会中还有学生当场写下血书“还我青岛”,更使参加者热血沸腾。大会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工科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汇文大学等13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于天安门前集会演讲,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签订“二十一条”的曹汝林、章宗祥、陆宗舆。集会过后,学生们开始游行示威,前往使馆区东交民巷。由于禁止通过,游行队伍又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示威,学生们怒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火烧了曹汝霖住宅。北京政府出动了大批警察赶到曹宅,逮捕了许德珩等爱国学生32人,当天的示威活动渐趋平息。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校学生决定自5日起开始罢课。5月5日上午,北京专科以上大学实行总罢课,抗议政府逮捕学生。5日下午,各样全体联合大会在北大召开,通过以下决议: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各校一律罢课直至被捕同学释放为上,联合各界一起行动。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以北京学生游行为标志,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由此拉开了大幕。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全国各界的广泛支持。在各界的压力下,5月7日,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但是,北京政府并没有改变敌视学生运动的态度,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蔡元培也受到军阀官僚的攻击。5月9日,蔡元培悄然辞职离京,同情蔡元培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被迫辞职,而总统徐世昌对提出智取的曹汝霖等卖国贼却下令挽留。广大师生愤慨至极。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宣布罢课,提出欧会不得签字,惩办卖国贼,挽回蔡元培,维持南北和议等要求。

自5月下旬起,北京政府加强了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管制。5月25日,北京政府向北京地方及各省下达严厉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教育部下令各校校长会同教职员于3日内督率学生一律复课。6月1日,北京政府再次下令取缔爱国运动,要求学生立即复课。此举再度激起学生更大反感,一度有所停顿的“街头政治”活动又有新的发展。6月3日,北京20多个学校的数百学生上街展开讲演活动,北京政府运用军警大量逮捕爱国学生,当晚捕人170余人,其中以北大学生居多。6月4日,学生继续上街,与警察发生更大规模冲突,又被捕700余人。5日,又有5000余学生集合大队分路上街演讲,军警捕不胜捕。从5月7日起,济南、天津、长沙等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罢课,声援北京学生运动。

二、“三罢”:五四运动新发展

学生爱国运动很快转变为各个社会阶层广泛参与的全民爱国运动。以上海工人“三罢”运动为标志,五四运动进入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第二阶段。5日上午,上海的大中小学一律实行罢课。同日上午,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组织罢市行动,随后各商号陆续举行罢市。5日上午,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首先罢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工人一律罢工,泸宁、杭甬两铁路工人部分罢工。很快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相继罢工。从6月6日起,“三罢(罢课、罢市、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1日止,大约有六七万人加入到罢工队伍中。

上海“三罢“的实现,震动全国,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迅速响应。6月10日,徐世昌连下三令,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本职,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北京政府的罢免虽然缓解了社会怒潮,但对德和约签字问题却并未解决。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到市区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等五条关于内政外交的最低要求,运动的中心转向要求政府当局拒签和约。面对山东、北京、上海等地人民的拒签和约行动,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会议,拒绝签字,拒签和约运动取得了胜利。五四运动以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而告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