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十章 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国民革命

第四节 北伐战争和国共合作的破裂(下)  

吴佩孚的失败,使孙传芳颇感震惊,于是改变了原来的中立态度。1926年8月底,孙传芳重兵从江西向湖南及湖北的北伐军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以解武昌之围。1926年9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等部队转入江西作战,由于蒋介石的指挥失误,攻打南昌遭受重大挫折。10月中旬北伐军会攻南昌,至11月上旬占领九江、南昌,打垮了孙传芳主力,扭转了江西战局。与此同时,北伐军东路部队对孙传芳所属的福建部队展开攻势。由于北伐胜利大势的影响,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纷纷倒戈。12月上旬北伐军轻取福州。

北伐军在江西、福建战场取得胜利后,奉系、直鲁联军及孙传芳残部又组织起所谓的“安国军”,在长江两岸继续与北伐军对抗。由于浙军两个师于12月先后起义,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进入杭州,下旬平定浙江全省。程潜率江右军、李宗仁率江左军分别从江西向安徽进军,开辟苏、皖、沪战场,并于3月下旬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也开进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当然,各种军事力量的密切配合对北伐军的胜利也起了积极作用。如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西北地区与北伐军的遥相呼应、四川的泸顺起义,都对北伐给予了有力的配合,从而加速了北伐的胜利进程。

在北伐战争期间,工人运动得到迅速的发展。北伐军所到之处,工人群众很快组织起来援助国民革命运动。特别是在1927年1月3日,当武汉工人、学生和市民在庆祝北伐战争胜利的时候,英国水兵用刺刀驱逐在英租界附近集会的群众,当场刺死1人,伤数人。武汉市民在共产党人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等领导下,举行40万人的大示威,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6日,九江工人也英勇地驱逐英国巡捕,占领了英租界。2月19日,英帝国主义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交还中国。

上海作为中国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在1926年秋至1927年春,连续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成为北伐战争期间工人运动的最高峰。1926年10月,随着北伐军相继攻克武汉、进军江西之际,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浙江独立,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时机举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以响应北伐军占领上海。但是,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因准备不足,起事仓促而失败。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浙江。次日,先头部队抵达嘉兴,上海守敌一片混乱。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后将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但终因准备不足而被残酷镇压下去。1927年3月20日,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龙华。在认真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共中央决定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并于3月21日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并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国共合作之后,农民运动很快便在广东开展起来。特别是北伐军所经过的两湖地区,农民运动如疾风骤雨般迅速地蓬勃发展起来。当北伐军大举进入湖南之后,农民运动立即从秘密活动状态转入公开活动时期。农民运动的目标也由原来的打倒军阀转变为打倒土豪劣绅。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长沙等地考察农民运动,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大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此外,湖北、江西、河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农村大革命”。

三、国共之间:合作与分离

国共两党以党合作的形式建立的联合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潜伏着矛盾和斗争,这成为影响和制约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联名和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弹劾案一出笼,立即引起了其他各地的国民党的响应,纷纷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退出国民党。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确定的联共政策,这场轩然大波终于平息下来。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广州革命政府内部左右两派间的斗争更加激烈。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国民党右派分子林森、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而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该派主要目的就是“分共”。与此同时,戴季陶也以宣讲“三民主义”为名,向中共的意识形态发起挑战。对于国共合作问题,戴季陶指出国共两党没有共同信仰。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时被暗杀事件,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破坏国共合作的又一个重大行动。蒋介石在处理廖案的过程中,又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将胡汉民、许崇智逐出广州,使其实力得到了加强。如果说此前的国共纷争还主要局限在“文斗”,那么随后由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则直接诉诸武力,这也意味着国共冲突开始升级。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蒋介石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此间,由于北伐和黄埔军校经费问题,蒋介石对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发生了猜忌。而汪精卫又是支持季山嘉的。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便极力挑拨苏联顾问与蒋介石的关系,他们利用孙文主义学会散布流言说:“苏联和中共要反蒋、排蒋”。1926年3月18日傍晚,一艘由上海开往广州的商轮被土匪抢劫,欧阳钟谎称“奉蒋校长命令”,要求海军局派两艘战斗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只好派中山舰前往。19日中午,李之龙获悉俄国考察团想参观中山舰,于是请示蒋介石可否将中山舰调回广州。是日上午,恰好汪精卫曾多次询问蒋介石是否去黄埔和何时去黄埔。蒋正疑心汪的用意,一听说中山舰没有他的命令已开去黄埔,于是顿起疑心。准备离开广州的蒋介石行至中途又折返,决定布置反击以先发制人。20日凌晨,蒋介石下令广州地区戒严,并逮捕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解除苏联顾问武装。这就是著名的“中山舰事件”。该事件无疑是国共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又开始着手排挤共产党,以全面控制国民党党权的计划。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期间,蒋介石借口以改善国共关系为由,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在这份文件中,不仅规定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所占的数量等,同时还要求必须提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于是,原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蒋介石则一手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政变。4月2日,蒋介石、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开会,一致同意反共“清党”,并进行军事上的部署。4月12日凌晨,预先埋伏在租界中的车队和黑社会打手向各区工人纠察队进攻,并占领了总工会会所和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事件发生后,上海总工会立即发动同盟总罢工并举行了游行。当游行队伍进至宝山路时,突遭开枪射击,100多名工人当场被打死。紧接着蒋介石又开始大量捕杀共产党员。至4月15日,上海共产党员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5000多人失踪,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共产党人遇难。

4.12政变后,蒋介石着手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与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实际存在着南京、武汉、北京三个政权。而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几乎被包围在反革命势力之下。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进军河南。6月初,北伐军同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郑州,冯玉祥到徐州同蒋介石等进行会议后,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武汉政府陷入危机之局。1927年5月21日,在武汉政府所辖第35军军长何健的怂恿下,驻守长沙的该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叛乱,捣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等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这就是“马日事变”。事变后,许克祥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马日事变”成为汪清卫、蒋介石公开合流的信号。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并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了大逮捕和大屠杀。

四、东北易帜与北洋军阀的终结

“七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经过激烈的明争暗斗,暂时获得妥协。中国政局依然是处于分裂状态,北方奉系张作霖一人独大把持着北京政权。1928年4月,一次北伐开始,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下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4个集团军,参战兵力70余万人。奉系“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下辖7个方面军,针对北伐军进攻方向分成4部分,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张作相各自独当一面,参战兵力约60万人。

战争开始后北伐军进展顺利,不到一个月,第一集团军即进占济南。5月3日始,日军在济南制造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中国军民死伤达数千人之多。面对日本的挑衅,蒋介石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是其对日妥协的开端。5月中旬,各军继续向北疾进,第一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进占德州,随即向沧州一线追击。同时,冯玉祥、閻锡山部在京汉线出击,直逼京津地区。在国民党军步步逼迫的形势下,张作霖于5月30日在北京军政府召集最高级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2日,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3日凌晨,张作霖出京归奉。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专列行至沈阳城郊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巨量炸药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抬回沈阳大元帅府后不治身亡。张作霖去世后,保持东北局势稳定的重担就落在了年仅27岁的张学良身上。

张学良继任后,日本帝国主义多方胁迫张学良,反对东北易帜,以保持其在东北的“特殊权益”。日本首相田中两次电令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朗,要其警告张学良不得和南京国民政府妥协。与此同时,蒋介石也积极派人与他联系,一旦东北易帜,即在沈阳设国民党政治分会,以张学良为分会主席,全权统治东北。张也派代表到北平、南京活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这次事件武装东北的阴谋归于失败。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易帜”典礼并发表“易帜通电”,表示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3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任命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为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至此,张学良率全体奉军归属于国民革命军。

张学良东北易帜,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也意味着从1912年以来统治中国16年之久的北洋军阀政治在全国的终结。然而,形式上统一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也未能有效地解决权力分配和各派利益冲突,随后发生的中原大战,宣告了更大规模的新军阀混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