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一章 千古变局--鸦片战争与中国历史进程

第四节:“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变局时代的到来

1、国门洞开-沦入半殖民地化地位。

两次鸦片战争,列强以有限的兵力凭借“坚船利炮”长驱直入中国内地,竟然可以堂皇而入帝都之所在――北京。时人以“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一语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由此而引起的历史奇变。鸦片战争的历史成就了西方列强以诉诸武力获取对华利益的经验,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成为列强以战争和逼签不平等条约,而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晚清70余年间,中国被迫签订了1145个条约、章程、则例,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奴役和掠夺中国的罗网和枷锁,并强迫清政府开辟87座通商口岸。

在进口货物中,鸦片长期高居榜首。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在中国常年进口货物中占50.2%,居第一位。帝国主义不择手段地输入鸦片,不仅造成了白银的大量外流,使中国对外贸易严重入超,而且还毒害人民,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棉纺织品是鸦片以外另一大宗进口货物。英国、印度和美国是向中国出口棉制品的主要国家。洋布、洋纱充斥中国市场,并以低廉的价格占据销售优势。而中国的手工纺纱制布业也因成本过高不敌洋纱、洋布而纷纷破产。

中国出口的货物以农产品为主,其中又一直以丝、茶为大宗,占出口总值的50%-90%。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这两项大宗货物先后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在英国市场上,印度茶和锡兰茶打破了中国茶独占英国市场的优势。在美国市场上,随着日本茶的崛起,中国茶叶出口受到重挫。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茶的地位在逐年下降。到1893年,中国茶的输出量只占国际市场的一半,称霸世界茶叶市场的业绩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综合进出口两方面情况,19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丝茶两项大宗货物的出口总值还足以抵消外国输入的棉制品总值而有余。但到80年代以后,外国棉制品进口的突增,已经超过丝的出口值,90年代以后又超过茶的出口,继而超过这两项的总值,反映出中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地位。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奴役、掠夺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把独立的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的国家。不但领土、主权被侵夺,经济上遭受侵略与掠夺的形势也日趋严重,渐渐被西方列强控制的国际市场所左右,逐步丧失了自己的经济主导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采用了政治和经济的手段进一步扩大其在华权益。1861年至1862年间,西方列强相继在北京建立公使馆。中国海关也落入列强控制之手,先后由两位英国人任总税务司。两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的对外关系的影响 至深且重。首先,它从制度上彻底摧毁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其次,中外交往的新体制开始建立,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华夷等级秩序的传统观念。再次,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这种领土主权的沦丧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租界“国有之国”的形成,更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所谓租界,就是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在一些通商口岸强行划定的居留地和自行管理的地域和社区。在34座设有租界的口岸城市中,上海的英美租界、法租界和天津的英法德日俄间比奥八国租界最具有典型性,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的特色。

2、社会经济的新变化。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渐加速加深。农村自然经济分解,主要表现在农村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从而导致以耕织结合为核心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的解体;同时也表现在有些地主将一部分地盘收入投资于近代工业,而不再用于生活消费。这主要是由外国商品输入和资本输入促成的。许多农村传统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洋纱布排挤土纱布的趋势日趋突击,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机制纺织品的打击,已经进一步破坏了。

伴随着自然经济结构的分解,传统经济领域中商品化趋势在逐步增强。首先是主要农产品商品数值的增长和商品化率的提高。其次,传统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丝织业、井盐业、榨油业、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持续存在而且有所发展,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工人、技术和市场条件,而且有的更逐渐转化为机器工业。再次,传统商业在鸦片战争后逐步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

3、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动,是在不经意的日常生活中悄悄进行的。正是在中外贸易行动中,形成传统“士农工商”社会群体之外的另一种社会群体――买办。买办终于撕裂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成为重构近代社会阶级新结构的重要力量之一。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在华经济、政治特权的强化,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阶级关系的新变动。

买办,原指在清政府限定的对外贸易港口广州、澳门的商馆和税馆中为外商服务并受政府委托,与行商、通事一起,管理与外商有关的事务的那部分人。鸦片战争后,买办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行商制度被废除,外商可以自由雇用买办而不受清政府约束。第二,买办职能扩大,从为外商服务的仆人头目变成了中西经济贸易的“桥梁”。第三,买办制度逐渐完善。第四,买办制活动地盘扩展,从广州口岸向沿海、沿江通商口岸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后,上海逐步取代广州的地位,成为中外通商贸易的中心。到19世纪末买办总数已达1万余人。人数众多的买办不仅在数量上发展较快,更重要的是他们经济上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至关重要。

二、鸦片战争后思想、文化的新趋向。

1、“师夷”先声:走向世界的开端。一个力图认识西方、学习西方并走向自强变革的思潮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逐步涌动。林则徐、魏源就是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林则徐是近代学习西方的先行者。身处鸦片战争最前沿的林则徐,在实践中体会到英国军事技术上的先进性。他初到广州,“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他组织力量先后译出《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书,并翻译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式等技术资料。他率先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方略。在他的推动下,魏源、姚莹、徐继畲、汪文泰等相继在介绍西方知识方面作出了贡献,在沉闷僵化的思想界扰动起一股积极求新之风。林则徐不愧是晚清社会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的挚友魏源明确提出并较系统地论述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除了向西方学习军事技术外,还主张中国自行设厂制造枪炮,允许私人设立厂局造船制械,其产品可以自行出售。魏源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朦胧向往,于近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和转变启示颇多。魏源在林则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将之理论化、系统法,是近代中国系统思考“向西方学习”的启蒙思想家。

2、从“华夷“到中西:传统与近代。对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形成的中外关系的认知,由“华夷”到“中西”话语模式的转变,构成了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基本前提。鸦片战争时期,是一个完全的“华夷”话语的时代。对此,当时身临其境的外国人的感触是深刻而具体的:“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导致他们产生了一种荒谬的认识:他们是整个世界的主人;他们居住在世界最重要的地盘上,不在中国疆域内生活的人都是野蛮蒙昧的。”鸦片战争之后,“确认英、中两国以及它们的官吏和代表身份上的平等,是当中主要的,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一点。民族的平等是以条约的形式确认的。”但是,英国人的这项要求并没有获得中国社会的认可,反而在鸦片战争后广泛而激烈的民族冲突中,朝野上下更加强化和突出了“华夷”话语。

19世纪60年代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创痛和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又经过朝野上下“中学西学”论争后形成的“中体西用”文化原则的相对认可,强固的“华夷之辨”的话语模式逐步开始消解,并一度出现“夷”、“洋”并行局面。面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瀛寰志略》率先超越了“华夷”话语。首先,《瀛寰志略》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认知,置放在具有对等或平等的世界体系中,以抛弃“华夷”话语,构建了从传统观念的“天下”到近代意义的“世界”的新的认知体系。其次,《瀛寰志略》将学习西方的思想从“夷技”层面隐约扩展到更深广的层面,为近代变革思想的提升,、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固然,作者徐继畲并没有就鸦片战后中国之对策提出直接方案,但是我们却难以否认《瀛寰志略》中蕴含于字里行间那种超越同代人“华夷”之见的远略之识――这是比单纯的“夷技”和“洋器”以及“西治”更为本质的一种久远的思想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