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十一章 十年较量--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苏维埃革命

第三节: 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艰难发展(下) 

四、“围剿”与反“围剿”

10月28日,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战争。为此蒋介石先于11月1日下令调动何键为总指挥的第四路军、鲁涤平为总指挥的第九路军、蒋光鼎为总指挥的第十九路军,继而又调朱绍良为总指挥的第六路军和尚未入赣的第十九路军入赣“协剿”。蒋介石制定了“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其具体部署为:三路大军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一线向中央苏区进攻,在吉安、泰和和赣州以东,永丰、南丰以南,形成半圆形的包围圈,试图将红军主力压至清江至分宜的袁水流域两岸地区聚歼。

10月29日,中共中央专门就对付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的策略问题作出了详细指示,确定“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将敌人引诱至地形及群众均对红军有利的根据地内,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一路,再及其余。为贯彻这一方针,红一方面军于11月中旬渡过赣江。鲁涤平亦调动主力东渡赣江,对红一方面军进行追击。11月18日至20日,敌公秉藩、罗霖两个师进占吉安、安福等地,张辉瓒、许克祥两个师占领永丰、吉水,谭道源师占领乐安、宜黄,毛炳文师占领崇仁。面对敌人的进攻,红军仍然大踏步后退,于12月1日退至宁都西北黄陂、小布地区,准备反攻。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开始反攻,5天之内先后于龙冈全歼张辉瓒两个旅及一个师部共9000余人,活捉张辉瓒,于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兵力,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1931年1月29日,蒋介石命何应钦以“湘鄂赣闽四省剿匪司令”名义代理总司令职权,同时兼任汉口、南昌两行营主任,全权负责指挥第二次“围剿”。南京政府军队第五、第六、第九、第十九、第二十六路军等共计12个师、2个独立旅约20万人参加了此次“围剿”。国民党军兵分四路,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紧缩包围”的战术,在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700里战线上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此时,在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仅有3万余人,毛泽东、朱德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5月16日,红军开始反攻,此后半个月内,红军首先歼灭东固西北、富田一带的敌人,然后向东横扫700余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至31日,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

1931年6月,蒋介石带领英、日、德等国军事顾问,亲赴南昌部署对苏区和红军的第三次“围剿”。采取的战术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坐镇南昌,调集了30万大军。7月1日发动进攻,左翼集团军兵分三路,先后进占黎川、德胜关、广昌、宁都等地。右翼集团军也兵分三路,分别向富田、东固、沙溪、宁都等地推进。面对进攻,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8月4日,红军开始反攻,第35军及35师在兴国地区采取游击行动,主力向莲塘转移。8月6日,红军兵分三路,红三军团、红四军从正面封锁国民党军;红十二军、红三军从两翼迂回切断敌人后路,将其包围于莲塘东北山谷地带,在全歼国民党47师第一旅后,又先后歼灭其54师主力两个团、第8师四个团。9月15日,中央红军在方石岭歼灭国民党52师及9师一个炮兵团,粉碎了南京政府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4月19日,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5月上旬,何应钦将辖区分为九路,分别部署兵力。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决定先集中兵力“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转兵“围剿”中央苏区。7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此时,中央苏区受到“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干扰。1932年10月,中央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最终决定由周恩来代替毛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留任前方助理。此后,周恩来、朱德等人顶住了中共中央错误路线的重重压力,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于1933年2、3月间,先后在黄陂、东陂两战中歼敌3个师,基本上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5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另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根据地的“围剿”。7月,蒋介石拟定新的军事方案,具体内容为:集中几个主攻方向,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在每个主攻方向上造成战役优势,而在进攻时则完全依靠堡垒,采取战术防御手段,在步步推进中布下一个越来越稠密的碉堡体系。与此同时,蒋介石积极调动军队,到1933年9月,已经调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同时围攻各根据地,其中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到50万人。12月12日,南京政府军队3个师进攻团村,被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主力击溃。12月16-20日,国民党军队相继占领团村、东山、德胜关、黄土关等地,在东山、德胜关至光泽之间构筑碉堡封锁线,暂时采取守势。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王明所代表的“左”倾路线发展到顶点,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以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1934年1日下旬国民党军重新发动进攻后,红军先后在南丰以及南鸡公山、五都寨等阵地陷入被动,被迫撤退。4月,广昌失守;5月1日,吉安、龙冈失守。5月16日,建宁失守;6月1日,连城被占。6月,博古、李德等人又采取“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方针抗击敌人的进攻。9、10月间,兴国、宁都相继失守。中央红军除了撤退“长征”之外,已别无选择。

五、走向陕北:艰难长征路

1934年10月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博古、李德等人在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各军团、军委纵队共8.6万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向湘西进发,长征开始。10月24日至11月15日,中央红军先后突破了三道封锁线。此时,蒋介石调集15个师70个团进行“追剿”,并命令粤、桂、黔等省军队对红军进行堵截,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打开了渡江通道,但由于中央红军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12月1日才渡过湘江,此时中央红军已减员至3万余人。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集中兵力于湘西黔阳、洪江地区,企图围歼红军于湘西地区。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分两路西进。1935年1月2日至3日,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夺取娄山关,再占遵义,南渡乌江,逼近贵阳、昆明,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之后,于6月8日突破芦山、宝兴防线,进抵夹金山下。6月12日,作为中央红军先头团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东南的达维镇与作为红四方面军先头团的第9军25师74团胜利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中国工农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28日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北进,夺取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这个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边发展的主张。1935年6月29日之后,中共中央先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协调两个方面军的行动,以共同北进。但张国焘却消极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最终发展到企图用武力危害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决定率一(原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原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军迅速北上后,张国焘仍然拒绝北进。

18日至22日,红军陕甘支队占领哈达铺并进行改编。此后,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0月16日进入陕北,19日陕甘支队6000余人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北上之后不久,张国焘于10月公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妄图分裂党和红军。随后,红四方面军经过多次激战,由10万余人锐减至4万人。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30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于甘孜。在中共中央耐心争取下,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

在红一、四方面军进行长征的同时,作为红二方面军的前身的红二、六军团主力1.8万人于1935年11月开始长征,经黔西,渡金沙江、过雪山,于1936年6月30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2日,红二方面军成立,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1936年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抵达会宁,与先期到达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0日,朱德、张国焘抵达会宁。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实现战略转移,长征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