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十二章 同仇敌忾—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的转折

第一节:华北事变与民族救亡大潮  

一、华北危亡:长城抗战与《塘沽协定》

就在蒋介石对共产党围剿的同时,日军对热河的军事行动也迅速展开。1933年1月2日日军占领山海关后,日军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即发布三道作战命令,声明“热河为满洲国之领域”。27日,日军以四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向热河发动总攻,汤玉麟部不战而退,日军竟以128名骑兵小队轻取承德,随即日军长驱南下,以约25万人的兵力,对热河通往河北和平津咽喉的长城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罗文峪、马兰峪等主要隘口形成攻势。华北危亡迫在眉睫!

中国驻热河境内的军队8个军团共约35万人,也分三路应战敌寇。在历时80余天的奋战中,宋哲元、徐庭瑶等部在喜峰口、古北口等关隘进行了惨烈悲壮的抵抗。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但是,英勇的长城抗战也未能阻敌于长城之线。到5月中旬,日军竟连陷滦东诸县,战争硝烟燃至北平近郊。平津危在旦夕。

国民政府遂任命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促令其北上与日军谈判停战。5月30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本部厅长熊斌,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31日,中国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塘沽停战协定》上签字。依据该协定,中国军队要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今后不越该线而前进。日军即不再越该线追击,并归还于长城之线。这个让国人倍感屈辱的《塘沽协定》,甚至日本学者也认为“对中国来讲,是卖国的协定”。

二、中国在怒吼:“一二九”运动

《塘沽协定》后华北短暂的平静局势,转瞬之间就被日军刻意制造的“华北事变”所打破。“华北事变”是指1935年日军加紧策划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一系列活动的统称。在“华北事变”的精心策划中,日本对华北的图谋得以步步落实:第一步,6月11日,由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要求形成一个“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强行图谋攫取河北省的大部主权;第二步,1935年6月27日,以“张北事件”为借口,日本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日方通过这个协定达到了实际控制察哈尔省北部的目的,第二十九军大部被迫撤出察哈尔省北部地区;第三步,察哈尔得手后,日军将目标转向了河北,通过一系列手段控制了河北。

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民团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请愿示威,反对华北五省自治,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当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西单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和野蛮镇压。次日,北平学联筹划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在天桥举行了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会后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同样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镇压。但是,北平青年学生发起的爱国示威游行,立即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

三、西安事变:国共二次合作的历史前提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时半,一阵短促的枪声打破古城西安的静寂。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以极其迅捷和秘密的方式,将莅临西安布置剿共的蒋介石扣留,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次日,张、杨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宣告天下:“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议,屈辱于前,塘沽协议,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安事变,不啻晴天霹雳,惊震天下。

1935年12月中旬至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瓦窑堡会议前后,中共同张学良和杨虎城已经建立了联系。在多次秘密接触和商讨后,张学良、杨虎城都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1936年9月,“逼蒋抗日”口号代替了“抗日反蒋”。复杂而微妙的局势,各种政治力量的组合均在发生着转变,不变的却是蒋介石。他仍竭尽全力实施其“安内”的政策。1936年10月,蒋介石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十分愤慨,力争劝阻无效。蒋介石于12月4日再度飞往西安。在临潼华清池的临时行辕,蒋介石分别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听众命令,全力剿共。蒋介石还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二是如不愿剿共,就由“中央军”去“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这样,就逼出了一个西安事变。

南京政府很快做出反应,于12日晚即决定,“除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同时,调集中央军将陇海线战略要地潼关和华阴控制。不仅中央军进入陕西之门户洞开,而且甘肃之胡宗南部也可随时背后进攻,西安处于腹背受敌之势。局势紧迫,中共中央的举措对于西安事变的走向和张、杨的进一步选择至关重要。中共中央迅速回应,一方面,为了应对不测,决定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大计,并决定成立红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统一军事组织,迅速布防于西安一带。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中,在得到共产国际明确指示后,积极寻求和平解决之上策。

西安事变的当天,张、杨就将其政治主张宣示天下: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7、切实遵守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最终做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即: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持独立组织领导;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蒋介石还表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迅即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顿时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内部也出现猜忌和分裂,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