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十二章:同仇敌忾—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的转折

第三节:战略相持:艰苦的对决(上)  

一、战局的转变:日军战略进攻的困境

武汉会战后,日军第一线进出于包头、风陵渡、开封、信阳、岳阳、大通、杭州一线,并占领广州,控制珠江口及长江沿岸,与华北、华东铁路沿线十公里以内之狭长地带。中国军队主力与第一线日军相对峙,并以一部分武装于日军后方展开游击战。“

经过15个月全面战争,日军虽然取得攻城略地之胜,但其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至1938年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上投入了近百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却陷入一种骑虎难下的窘境。尽管日军已由战前的17个师扩大为34个师,并将其中绝大部分投入中国战场,但同时应付前后两个战场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随着战线的延长,日本兵力所限,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同时,日本对苏战争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加之,国际局势急剧动荡,日本急欲从中国战场上抽身,却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转折“。尤其是侵华战略的破产,迫使日本在1938年10月以后对其侵华方针作出重大调整。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麽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标志着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企图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条件,利用并扩大中国的内部矛盾,迫使国民党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日方虽无力继续战略进攻,仅能实施战役性的有限攻势,而中国也还不足以进行战略反攻。由此开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二、有限攻势与反击:国民党的正面战场

面对武汉地区周围中国守军将近100个师的包围态势,日军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打击国民党军,促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为此,日军在1939年3月至9月先后发动南昌作战、襄东作战和赣湘作战(即第一次长沙会战)。其中,长沙会战可谓典型。1939年9月14日,日本以6个师团及长江舰队舰艇300余艘,配合海军陆战队1个联队,飞机百数十架,合计18万余人,从三个方面六路齐头并进,妄图以半个月时间占领长沙,取得战略上的主动。但是,9月14日夜日军在赣北开始钳制性攻击后,在湘北、鄂南方面、赣北方面各路均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侧击和夹击。中日双方经半个月的进退攻守,至10月1日,战局逆转,中国军队变守为攻。在半径约百里之弧线上,中国军队全线追击,收复半月以来之失地。至10月9日,第三十集团军克复修水,15日克复三都。长沙会战既是“全国的核心会战”,也是“抗战以来空前的胜利”之战。

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后,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日军在加强政治诱降活动的同时,纠集兵力对武汉南北地区发动了南昌、长沙、随枣作战,以及封锁中国交通线的桂南作战。中国第三、第四、第五、第九战区部队,对日军的有限攻势进行了有力抵抗,并于1939年对日军展开了冬季攻势,先后取得长沙、昆仑关及五原等地作战的胜利。

三、扫荡与反扫荡:共产党的敌后战场

完成配合国民党军正面作战的任务后,八路军转入敌后坚持抗战。至1938年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已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5000万人以上。敌后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交通战。交通线是日军的命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就开始了对日军交通线的破袭战。其中,最有声势的当属百团大战。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以破袭交通线为目的的百团大战。战役历时两个多月,共进行大小战役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万多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是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10日,以破袭铁路为目标;第二阶段从9月20日至10月20日,以拔除铁路两侧据点为目标。百团大战对日军震动极大,它钳制了大批在华日军,1941年初日军又将第十七、第三十三师由华中调入华北,从而进一步减轻了华中正面战场的压力。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战史上辉煌的一章。

百团大战第一、第二阶段战役结束后,日军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扫荡”。日军调集了110师团、36师团,第一独立混成旅团、第九独立混成旅团以及第四独立混成旅团共2万余人,于10月6日开始,对太岳、太行军区进行“扫荡”。此后,冈村宁次又在1941年秋季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实行了以经济战为主体的“治安强化”措施,使华北根据地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1941年10月统计,根据地的人口只剩下1300万,达到了最低点。但是,共产党依靠群众坚持抗战,以“人民战争”的“反扫荡”打破了日伪军一次次疯狂的扫荡,巩固和发展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四、逆流与暗潮:全国抗战局面的重重危机

日本为迫使中国屈服,在军事攻势的同时加紧其政治诱降活动。日方的政治诱降努力,得到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的积极响应。“政府中对抗日政策抱有疑虑的人的首要发言人是汪精卫。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布《东亚新秩序》声明后四天,汪精卫、周佛海委托梅思平与高宗武作为全权代表,与日方的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在上海虹口举行会谈。12日至14日晚,双方会谈达成初步协议,这标志着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已经完成。1938年12月18日,在日本人的策动和配合下,汪精卫逃离重庆。1940年3月,汪精卫等人于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汪精卫就职伪国民政府主席。

面对日本诱降和国际绥靖主义的劝降影响,国民党内一度潜滋暗长的反共分裂和妥协投降倾向再度浮出水面。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抗日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但是,这次全会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基本方针。会后,国民党中央连续秘密下发《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对中国共产党厉行限制、防范和打击。国民党政府反共的政策性逆转,由此引起一系列摩擦事件:1939年12月至1940年年初在陕、晋,1941年1月在皖南,1943年7月在陕北,国民党三次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尤其是1941年1月,国民党以7个师约8万人的兵力突袭新四军,使新四军伤亡70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随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宣布解散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