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十二章 同仇敌忾--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的大转折

第三节:战略相持:艰苦的对决(下)  

五、突破危局:全民抗战的胜利之基

当战场形势进入胶着状态之后,侵华日军于1940年夏秋之际在华北实施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其占领区。另外,汪伪投敌逆流的涌动、国民党策动的“反共高潮”迭起,致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陷入危机。

中共中央6月中旬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工作。毛泽东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中共以“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的方针,竭尽全力赢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在分开场合,中共一贯把这些军事冲突描绘成地方指挥官超越上级命令挑起的,尽管他们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即使“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仍力求避免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毛泽东宣布对付这些攻击的总政策是:“有理、有利、有节”。1941年3月8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共产党凭政治智慧和历史的远见,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两次反共高潮,从根本上遏制了“反共逆流”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深入敌后的八路军在艰险危难困境中,径自迅速发展。在敌后广阔的区域里,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及山东等大块抗日根据地,构建了具有战略影响的华北敌后战场。到了1940年,八路军已经发展到了40万人,逐步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六、历史在转折中:战场较量与国际形势

日军为打通平汉路,争取战场形势的主动权,与国民党军队继续在正面战场展开大规模的会战。在1941年1月至3月间的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日军分别以伤亡9000余人和1.5万余人的代价而败退、但在华北战场上的晋南(中条山)会战中,中国军队却遭到“耻败”。晋南(中条山),西以黄河界陕西,西南以黄河界豫北,处于黄河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之弯曲部。东以太行山,南以中条山,西以吕梁山,形成箕形山地,其南屏渔关、洛阳,北控晋南,东控豫北。驻守该地区的有第一、第二战区的7个军16个师近18万人。1941年4月,日军开始向中条山周围地区集结。5月7日下午,日军在其航空队的支援下,以6个师另两个独立混成旅,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向中条山地区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8日晨,中国守军阵地被突破,是日黄昏占领垣曲,至此,日军将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分截为东西两部。14日以后,日军一面封锁黄河各渡口,一面继续于中条山区内围攻中国军队,留置山区内的中国军队损失甚重,乃化整为零,分别突围。28日,会战遂告结束。中条山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仅以1:20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

是年下半年相继而起的长沙会战,则是规模更大、战局变化更为复杂的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第九战区仍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9月,日军发起第二次进攻,强渡两军对峙的新墙河。日军第六师为掩护其第十一集团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结,向中国守军第四军大云山阵地攻击,并一度攻取。由于第九战区出现指挥失误,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中国军队陷入极大被动,虽多处与敌激战,但遭遇失败。月底,日军攻入长沙。后日军因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而决定结束作战,并于10月1日开始撤退。10月2日,第九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并随即发动总攻击。10月5日,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这次作战,日军没有击溃第九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的代价。阵地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第十一集团军为策应其第二十三集团军及南方军的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向广东方面转移,遂决定再对长江以南发起进攻,准备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中旬,日军向岳阳方面集结兵力。12月23日,日军第四十师一部向中国守军第二十军油港河以南阵地攻击,日军第六师向中国守军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新墙河阵地实行渡河攻击,日军第三师主力在后方跟进。第九战区遂令各集团军于1942年1月1日子夜开始攻击前进。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第三师开始向长沙东南郊阵地攻击。第十军坚守长沙城郊阵地,在岳麓山重炮火力支援下,击退了日军的反复突击,并将突入白沙岭的日军第三师一部歼灭。此时,处于外围的中国军队正隐蔽地从三面向长沙推进。在攻击长沙不逞,背后又出现包围的情况下,日军被迫于3日晚下达了“反转”命令。日军第三、第六师于4日晚乘夜色脱离战场,组织撤退。第九战区立即命令原准备在长沙附近合围日军的各部队转为堵击、截击和追击日军,从而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此役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

中国军队的入缅作战,也是正面战场上重要的战略行动。缅甸控制着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区域的要冲,且为陆上通往中国和南亚次大陆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0年9月,日军进占越南北部,直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危及西南门户和滇缅公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42年3月12日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以卫立煌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总兵力约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应英方的请求紧急入缅支援英军对日作战。从3月初先头部队到达东吁参战,到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

敌后战场的形势也在发生着积极的转变。在1941年的一年里,日军推行了3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69次1000人以上的“扫荡”,9次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在这样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缩小,人口减少,八路军伤亡增加。经过1941年和1942年的艰苦斗争,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粉碎了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接连战胜了敌人的5次“治安强化运动”,使日本侵略者日益陷入困境。从1942年冬起,冀南、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开始恢复,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均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形势的发展也预示了日本侵略者走向灭亡的命运。自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12月3日日本法西斯袭击珍珠港向美英等国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法西斯的侵略战争达到最猖獗的时期。由于中国战场始终牵制住日本陆军的主力和海军的一部,使日本的北进、南进战略难以顺利实现,这就为美英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减轻了美英所承受的压力,为尔后较快地改变被动局面、转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终于最后形成。同时,蒋介石就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的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形成盟军共同对日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