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十三章 历史的抉择—国共对决与新中国的建立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时局 

一、和平建国:人民的向往

1945年8月10日夜,日本通过瑞士政府,请求转达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公告,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战时中国首都—重庆,全市欢腾。成千上万的市民涌到街头,表达自己对胜利的喜悦,山城沉浸在狂欢之中。8月15日,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发表了广播演说,宣布自即日起放假三天,庆祝胜利。9月3日,重庆市在较场口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庆祝活动。9月5日,延安各界人民举行庆祝大会,其他解放区也都沸腾起来。抗日军民以各种形式庆祝抗战的胜利。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暨中国战区中国军队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上午8时51分,何应钦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步入会场,就座受降席。上午9时整,何应钦将日军降书交付冈村宁次阅读签字。冈村宁次将降书一一阅读,签字时手微颤抖,签字盖章毕,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9时6分,何应钦将蒋中正第一号命令交参谋长转送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再于受领证上签字盖章。9时10分,中国战区日本受降仪式完毕,日本代表退出会上。南京受降,是中国抗日战区最后也是最精彩、最壮观的一幕。为了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的代价。

饱受长期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在欢庆胜利的同时,都渴望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休养生息,医治战争的创伤,重建自己的国家,希望以此为转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团结、富强的新中国。以如何对待抗战胜利成果问题上,在如何实现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在如何进行战争恢复重建、改善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中国向何处去?

二、国共之间:不同的选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到战后重建与民主宪政问题。但是,国民党同时更强调的是“军队国家化”。国民党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其实质即独占抗战胜利成果,继续确保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战后中国政治问题的基本方针。鉴于此,日本刚作投降的表示后,蒋介石即利用抗战最高统帅的名义,一连发出了三道命令: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又命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同时,还命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改编。蒋介石的下一步打算,便是要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

面对历史的转折,毛泽东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个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基本的革命策略与方针,为应变蒋介石发动内战作了思想准备。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全面阐明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现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六项紧急措施:1、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2、制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4、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5、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6、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

三、和平谈判与政治协商

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之后,国共在两党关系如何定位、中共军队与政权的地位等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国民党内对中共问题的处理,自抗战后期起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一是主张对中共以强硬为主,用军事手段解决;一是认为国民党正在走下坡路,用传统方法很难与中共相争,因而企图以和的方法牢宠中共,同时不无借此刺激国民党改革的意图,以最终维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内心更倾向于军事解决中共问题,但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考虑,主要是国民党军事准备不足,蒋介石的军队又大多僻处西南和西北地区,要开赴华北、华东和东北,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加之美苏两强对国共和谈的支持,以及国内的和平呼声,因而采取了某种曲折变通的做法。蒋于8月14日、20日、23日,先后向延安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面商国是,如果毛泽东不接受邀请,就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

此时,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纷纷呼吁和平。斯大林也敦促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并说毛的安全由美、苏两国负责。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在毛泽东赴渝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和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此期间,毛泽东直接同蒋介石就两党关系重大问题进行过多次商谈。有关具体问题的谈判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斗争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党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国共双方几经交锋之后,美方对中共的态度不仅惊骇,而且懾服。在谈判过程中,由于共产党的积极努力,经过前后历时43天的谈判,于10月10日,国共两方代表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方协议: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持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会谈纪要》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方案;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某些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对于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整编问题未能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