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三章 从“自强”到“求富”--洋务运动与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第一节:辛酉政变与晚清政局  

一、辛酉政变与西太后权势的形成。

1861年(咸丰十一年),26岁的慈禧太后,在25岁的慈安太后的配合下,在30岁的奕訢及其集团的支持下,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又称“祺祥政变”或“北京政变”。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仓皇携带皇后钮祜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和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以及一班亲信,逃亡热河。京城危局由恭亲王奕訢留下来善后。奕訢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而结束战争。奕訢以“议和”之功在当时复杂的政局上,取得了相对的优势地位;同时,又与留守京城的王公大臣及僧格林沁、胜保等统兵大员结盟,成为影响朝政的重要势力。一时,在京城与热河形成“分理朝政”的特定政治格局。

1861年8月,咸丰皇帝病亡,其唯一之了载淳即位。咸丰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驸马景寿,以及军机大臣中的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以辅佐年仅六岁的载淳打理朝政。同时,咸丰临终前,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规定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载淳的母亲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以皇帝年幼为由欲行“垂帘听政”的意图,遭到了辅政八大臣的坚决抵制。慈禧遂暗中行事,联合在京的奕訢集团力争扭转局势。

10月26日,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启程回京,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后行。11月1日,两宫太后抵京,即召见奕訢等王大臣,商妥政变事宜。次日,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罢景寿等军机大臣职。3日,命奕訢为议政王,入军机处,并以桂良等五人为军机大臣。7日,改年号“祺祥”为“同治”,含有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之意。8日,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处斩,景寿、匡源、杜翰、焦佑瀛褫职,穆荫遣戍军台。随即,以皇帝名义颁发上谕,确定“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1861年11月11日,为载淳举行登极大典,改次年为同治元年。12月2日,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垂帘听政。

之后,攫取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断然决然地先后诛杀两员大臣,借以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威。1862年12月12日,慈禧经同治帝发布了对两江总督何桂清“即行处决”的上谕,以惩罚其面对太平军弃城而逃的罪责。1863年8月31日,慈禧太后以“挟制朝廷”与“不臣之心”的重罪,令辛酉政变的功臣胜保自尽。之后不到两年,在辛酉政变中居首功的恭亲王奕訢,也同样领教了慈禧太后擅权独专的手段。奕訢被剥夺了他的议政大臣和首席军机大臣衔,他被排除于最高权力领导层之外,不再与闻决策枢密。

二、洋务派的兴起与晚清政局。

辛酉政变后西太后主持朝政,依然奉行咸丰时实施的重用汉臣的“以汉制汉”之策。1860年5月,江南大营被打破,清廷不得不在军事上主要依靠曾国藩。8月,任命其为两江总督。1861年11月,又任命他统辖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务。曾国藩又推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从此,出身于湘、淮集团的大员更多地出任地方督抚。这些人,都成为影响晚清政局的人物。

辛酉政变之后,晚清政局为之一变。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訢辅政的制度建立了起来。奕訢被授为议政王、军机处行走,总揽朝政,权倾朝野。他在内政方面大力主张兴办洋务,图谋“借法自强”。由此,上有清廷总理衙门及军机大臣,下有掌控地方实权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督抚大员们,形成了积极主张并实力推行“洋务新政”的政治势力。在他们的周围又都各自聚焦了一批思想活跃、明了国内外大势,并主张“师法西方”以达到富国强兵的幕僚和士人,一个具有相当强势和影响力的政治集团――洋务派应运而生。在奕訢、曾国藩等实权派的提倡和支持下,洋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渐次推展,成为清朝“同治中兴”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中西之争:洋务派与守旧派的交锋。

鸦片战争后,思想领域中虽然涌现出“师夷长技”的新思想,但对于西学的抵制依然构成士大夫们的基本态度。随着洋务派的崛起和洋务新政的展开,朝野上下反对和抵制的势力也逐渐聚合起来,形成与之针锋相对的政治集团――顽固派。双方最大的冲突主要表现为1867年前后的“中学”与“西学”的论争。

冲突的焦点是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守旧派主要从两个方面提出反对西学的论点:1、天文、算学等西学即使有用,也为益甚微,属于一艺之末,可从工匠中选取从学人员,不应令科甲正途之士从此末艺。2、国家自强根本,不在机巧技艺,而在纪纲气节。大学士倭仁则从根源上彻底否定了同文馆存在理由,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彩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

对于倭仁等人坚拒西学反对洋务的条陈,奕訢等总理衙门的主持人连续拟折上奏,一方面陈述引入西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针对反对派的意见进行驳斥。第一,天文算学本“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因而,朝廷取用正途学习,因其“用心较精”。第二,“欲图自强”并筹思“长久之策”,当讲求制造机器、枪炮之法;而“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第三,“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是道义空谈,仅“取誉天下”,而不可能折冲樽俎,制敌之命。天文算学馆的“中西之争”只是一个开端,此后,在1874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问题,在1880年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是规模更大、辩论更加激烈的“中西之争”。

无论是“练兵”“造船”的“筹海防”之策,还是兴建铁路的自强之图,都不能不引入西学,因而,由此引发的朝堂上的争论也是“由末而及本”的中学与西学之争。洋务派与守旧派的交锋几多回合,学理论争的背后也更有政争的因素参与其间,与晚清的政局演变和人事起伏也关联颇多。但历史发展的大潮已如江河之势,简单的排拒西学已为时势所不容。洋务派与守旧派之间的中西之争,终以接纳西学为目标的“中体西用”原则而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