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一、十年仇敌,共御外侮(2)  

 

王明的“八一宣言”及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转变

那个一贯极“左”的王明这时也干了一件好事,1935年8月1日由他起草的《八一宣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当然,这一宣言也是苏联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准备联华抗日的表现,同时也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内多数人的意见促成。当时真正的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与外界电讯联络中断,这一宣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对外号召,要求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八一宣言》发表后,共产国际又派张浩到陕北传达这一精神,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进一步作出决议,使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政策上的一大转变,即由武装反对国民党代表的国内统治阶级,转变为争取同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很快落实为实际行动。1936年5月,红军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又作出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坚持九年的“苏维埃”的旗帜。

国共开始秘密谈判

此时关键性障碍是把持南京政权的蒋介石。此人虽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过考虑到对日战争在即,长江下游威胁自己腹心地区的苏区又已剿灭,对共产党的恐惧也有所缓解。从联合苏联并以和平方式溶化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出发,蒋介石施展了两面手法,在继续“进剿”红军的同时,于1935年末通过苏联武官邓文仪找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王明,开始同中国共产党进行秘密谈判。

任何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双方开始谈判时,红军还在川陕甘湘几省活动,国内一些实力派也积极反蒋。1936年7月,日本驻华大便又向南京政权提出了一系列威胁性条件,蒋介石首次改变了对日妥协政策而表示拒绝,中日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代表潘汉年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会晤,国民政府一度降低了要价,同意在红军服从国民政府的前提下,保留其基本力量,由国民党方面供给薪饷参加对日作战。

可是“两广事变”被蒋介石迅速解决,情况马上有了变化。国民党代表陈立夫随后在与中共代表潘汉年等人秘密谈判时马上升高要价,声称:“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这实际上是要求红军先放下武器缴械受编,随后国民政府才能在政治上允许共产党组织合法活动。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放弃围剿计划,中国开始全面抗战

1936年9月,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进入甘肃,红一方面军主力西进迎接。原先蒋介石派驻川陕拦截红军的最精锐的部队,是拥兵30个团、有6万之众的胡宗南第一军。该部在“两广事变”时本已调往湖南,此时蒋介石又将其调回西(安)兰(州)公路,同时又调动原先曾在长城抗战的嫡系关麟征部等,集合了30万重兵,准备对陕甘宁苏区再发动一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本人则亲临西安督战,并逼迫张、杨的部队也参加进攻。

蒋介石认为这是剿共最后一役,其实,中共中央当时已决定放弃大兵压境且十分贫瘠的陕北,以西路军向黄河以西活动,同时准备以一部出陕南。中共中央率东路军到山西,再进至中原。计划采取四处“长征”的方式,使国民党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迫其最后接受停战。

就在毛泽东准备率部启程东渡黄河的关头,1936年12月12日在陕西西安终于爆发了国民党内部“逼蒋抗日”的事件。此事件发生前中共中央并不知情,在解决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周恩来赶到西安面见蒋介石,使这个国民党的最高领导者同意放弃“围剿”政策,中共则提出停止武力反对国民党的保证。此后,周恩来继续与蒋介石等就两党关系、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此基本形成。尽管国民党从来不承认统一战线这一概念,不过在日本侵略者继续步步深入的情况下,南京政府也就此结束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一味妥协的政策,中国走上了准备全面抗战的道路。

南京政府表示准备对日抗战,正合乎全国民众当时的一致呼声。谁反对这一点就会被唾骂为汉奸,将与傅仪划为一类,马上会被推倒。于是内地各省军阀无不例外地都表示服从中央,在军事上接受调遣。蒋介石正是在“抗日”的旗号下,才在国民党内部实现了多年来一直未完成的“政令、军令统一”。

国共两党关系的争执

至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当时十分复杂。虽然内战基本停止,但却留下一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国共两党采取什么政治形式共同抗战,以及红军如何改编这两大项。1937年上半年,周恩来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谈判,开始同顾祝同,后又直接与蒋介石本人反复商讨,却始终在这两大问题上争执不决。

在两党关系的政治问题上,国民党的基本态度是要建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两党同等数量的干部组成,以蒋介石为主席并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一切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这实际上要共产党事事服从于蒋介石,并逐步在组织上予以取消。中国共产党当时作出一定让步,表示同意建立同盟会,并以蒋介石为主席,却要先制定共同纲领,“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合作抗日的前提下原则上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但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对不符合共同纲领的“最后决定”不能服从。

在军事问题上,共产党开始提出组织抗日联军,国民党则坚决要求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共产党方面让步后,双方又就编多少部队、指挥权和人事问题展开争论。共产党方面开始提出要编4个师,总兵力6万-7万人,国民党开始只同意编3个师3万人,不同意包括西路军。对改编完的红军部队,国民党开始不同意设统一的指挥机构,并要“朱毛出洋”,这完全是以收编战败军阀的态度对待红军。对此,中共方面坚决拒绝,坚持要设统一的指挥机构,朱德、毛泽东不能出国。

当时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虽有当年参加过共产党、一向主张和共的邵力子,不过有关军事方面谈判的主持人是特务头子康泽。在关于红军改编的谈判中,这个康泽多方作梗,最后交给中共的方案是要求改编后的3个师直属国民政府行营,可以再设一个政训处“转达人事、指挥”,可以由周恩来任主任,他自己却要担任副主任,并要向各师派出国民党方面委任的副师长和参谋长等大批军官。毛泽东闻讯后的答复是“不许入营门一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建军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岂能容许国民党派人到部队中来任指挥职务!

这样,尽管双方确定了可以共同对日作战的意向,但具体的合作方式却谈不拢。国民党要以溶化的方式对待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党则坚持保持组织和军队的独立性。谈判就这样一直拖延不决,直至卢沟桥的炮声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