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一、十年仇敌,共御外侮(1)

 

日本“帮大忙”

蒋介石在失去大陆后,对发生在西安事变及随后停止剿共一再表示悔恨,并在1956年发表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自认为这是他终生最大的憾事。其实,这非不愿,乃不能也。那时的天下大势逼得蒋介石不得不如此。周恩来曾给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以“千古功臣”的美誉,正是由于这两位功臣主持发动的西安事变,终于停止了国共十年内战,事实上开始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标志的国共合作。日本军阀当时迫不及待地对中国实行鲸吞政策,恰恰是促成西安事变乃至全民族一致对外的主要契因。

毛泽东于1960年6月21日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曾谈起当年的日本侵华问题。当日本宾客对侵华表示羞愧时,毛泽东则以辩证的方法谈起了日本侵华的“两重性”:“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方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正是由于日本以极其野蛮凶悍的方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才使国共两党又在抗日的旗帜下走到了一起,中国共产党才在日本侵略军后方的广大区域开辟了100万军队、1亿人口的根据地,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大坏事变成了大好事,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奇特!

“香蕉帝国主义”—日本看中国的三个阶段

由于日本人提倡“脱亚入欧”,因此,当时的许多的中国人以“外黄内白”的香蕉来比喻日本,称日本是“香蕉帝国主义”。研究中日关系历史的人曾有一个形象的总结,从7世纪唐代即日本的“飞鸟时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日战争结束,这一千多年里日本人看中国,经历了仰视、平视和俯视三个阶段。

从8世纪的“大化革新”到13世纪的镰仓幕府时代,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和典章进行全面学习,此阶段日本人对中国处于崇敬的仰视之中。13世纪末,蒙古人统治中国所建立的元朝派出大军渡海攻日,结果遇上被称为“神风”的台风而全军覆没,加上其后中国的明王朝日益衰败,日本的丰臣秀吉就有了“征韩”并进而征服中国的设想。1592年-1597年,丰臣秀吉派遣大军进攻朝鲜,中国的明朝派兵进行了一场“抗日援朝”的战争。明军虽然损失惨重,却毕竟和朝鲜军一起打退了日军,因而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大都不敢轻视中国。直至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6个世纪里,日本人对中国人基本上是平视。

甲午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日本人对中国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阶段。日本在自身取得社会改革成功后马上藐视并压迫自己的亚洲邻国,并以发动对华战争且轻易取胜为起点,滋长了傲慢狂妄的“东亚观”。这样,日本实行的明治维新虽为亚洲国家树立了一个摆脱落后后而赶超西方国家的榜样,可是其当权者在本国取得发展进步的同时不是努力提携邻国,而是按照福泽谕吉倡导的“脱亚入欧”的观念,将自己凌驾于亚洲各国之上,不仅自视与欧洲人同类,还以与西欧殖民者同样甚至更厉害的态度对待与自己同一肤色的亚洲同类。了解东洋民情的人也知道,近代乃至现代的日本社会对世界上各大国的态度是:最崇拜美国人,最怕俄国人,最看不起中国人。对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亚洲其他小国,日本则更将其视为等而下之的奴隶。

日本人的入侵帮助蒋介石完成了国民党内部的统一

战后国民党在讲历史时总抱怨抗战爆发有利于共产党,其实日本人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也帮助蒋介石完成了国民党内部的统一。北伐战争以后,蒋介石在名义上虽然居于国民党内的最高位,却从来没有统一过全党,更谈不上统一中国。当时人们对国民党的戏称是:“一个党、两个政府、三个党部、四分五裂”。

所谓“一个党”,是指对外号称只有一个国民党。所谓“两个政府”,则是指1927年以后先是有南京、武汉两个国民政府对立,后来蒋冯阎大战时又出来一个北平的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接着又出来一个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所谓“三个党部”,是指既有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党部,又有以汪精卫为首的党部,还有西山会议派那些国民党元老的党部,都自居为正统。这样一个名副其实“四分五裂”的“党国”,自然连年内部混战不已。国民党各派一面与共产党打,一面自己互相打。

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广州两个国民政府才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于1931年末实现了“宁粤合作”。广东方面推举的元老林森当了主席,成了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权却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手里。不过,直至“卢沟桥事变”前不久,这个“蒋委员长”实际能控制的也只是东南和中原几省,其他各省仍是割地称雄的军阀们自成一统。例如,当时的河北在宋哲元手里,山东在韩复榘手里,陕西在杨虎城手里,宁夏和青海在马家回族军阀手里,四川在以刘湘为首的十几个川系军阀手里,西康在刘文辉手里,云南在龙云手里,贵州在王家烈手里,广西在李宗仁、白崇禧手里,广东在陈济棠手里。其实这些人都不服从蒋介石。此外,这时国内还有一支失去了地盘的奉系军阀部队,即张学良率领的十几万东北军。他们在老家沦陷后流落关内,实际上成了武装难民。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陕甘,是想一石在鸟,既消耗这支杂牌军的实力,又济掉西北军旧部杨虎城的地盘,还可以打红军。结果张学良、杨虎城洞悉其奸计后更为愤恨,反而与红军走上“三位一体”的联合之路。

西安“捉蒋剧”的序幕

由于日寇入侵的亡国之患日深,当时在国民党内恨蒋不抗日的不独张学良、杨虎城,当权的实力派中要求联共抗日者几年间接踵而来,早已为华清池那一幕惊险的“捉蒋剧”揭开了序幕。

且看:1933年先有蒋介石的换帖“大哥”冯玉祥在察哈尔秘密联合共产党组建抗日同盟军;1934年又有当年的广东头号实力派李济深及其下属蔡廷锴等人发起要求联共抗日的“福建事变”;1936年又出现了广东、广西军阀联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两广事变”。1936年12月接着出现了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若是历史阴差阳错地没有了西安这一事变,肯定接着又会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别的主角以别的样式演出同样内容的政治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