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二、合作乎?溶化乎? (3)

 

惨案频频发生

在国共合作尚属最佳时期暗害活动尚且如此,到了1939年春天以后双方关系日益恶化,血案更是迭起。当年6月12日,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遭到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袭击,出现了著名的“平江惨案”。这一通讯处对外是湘鄂赣苏区游击队集结后的留守单位,在内部是中共湘鄂赣特委机关,负责当地党的工作。负责人涂正坤对外是通讯处主任,党内职务为特委书记,是当地著名的平江暴动的组织者之一。由于这一通讯处地处偏僻区,与外界消息不灵通,国民党杨森部就选择了这一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对共产党公开机构下手。

杨森在历史上是擅长投机的军阀,北伐期间他开始归顺武汉革命政府,以后又受蒋介石收买反共。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他开始为自保以“红军总司令故旧”之名相联络,后来又与之刀兵相见。抗战开始后他率兵出川,武汉失守后退到平江一线,视当地新四军通讯处为眼中钉,得到上峰同意后就下令动手。事变当天,杨森派副官以有事相商之名将涂正坤骗出,立即以伏兵用乱枪将其打死,然后川军特务营一举冲入通讯处,将八路军副官罗梓铭等八人绑出,于夜间全部秘密活埋于山间。事变中只有一女同志逃脱,经辗转到达重庆,才揭露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

事变发生20天后,7月2日中共中央才得知这一消息,于是立即向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抗议,要求查处此案。陈诚复电反诬涂正坤等“召集土匪,扰乱后方”,称杨森部系进入通讯处搜索时遭抵抗发生枪战才将新四军人员打死,“系适当处置”。

同年11月,国民党驻河南确山县的特务机关又组织当地保安队和民团等武装,围攻新四军驻当地竹沟地区的留守处。这一留守处原是中共中央原局机关的对外掩护名义,为发展华中的指挥部门,关系重大。当时刘少奇等负责人已经离开,其余人员遭围攻后突围东撤,未撤走的伤病员和家属约200人被杀害。此事当时称为“确山惨案”。进入1940年后,国民党特务对中共人员的抓捕更为厉害。3月间成都发生饥民抢米事件,特务机关诬称是中共地下组织指挥,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及军委书记车耀先等十余人。周恩来后来一再向蒋介石交涉放人,蒋介石始则推说不知情,后则称已病死狱中,其实,直至1946年内战爆发后,罗、车二烈士才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内被枪杀。

由于国民党连续制造这些惨案和事件,共产党设在国统区的公开机关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各办事处被迫收缩。至皖南事变发生,只剩下重庆、西安两地还保留有机构。

武力冲突连接发生

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驻在国统区的公开机构尚且如此压迫和攻击,在双方军队相处时武力摩擦乃至进攻的事件则更多。1939年6月10日,蒋介石向西北的国民党军头目朱绍良、胡宗南下达了“严防奸伪向西南流窜”的密令。随后,西北的国民党军就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堡垒的封锁线,绵亘三省,并增加包围边区的军队至20余万之多,双方的武力冲突也接连发生。

1939年秋至年末,在陕甘宁边区西南的淳化、正宁、镇原等五县发生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勾结驻军进攻和武力驱赶八路军的事件。按当时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和解放后一些党史的写法,称为国民党军“侵占边区五县城”。此说固然有道理,不过国民党方面并不承认这五县属于陕甘宁边区。仔细讲来,这五县在内战停战后被国民党同意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有八路军驻军和共产党的组织,可是当地县政府、保安队仍是国民党方面的,当时人称为“统战区”。也正因为有此特殊情况,国共双方对陕甘宁边区辖区的计算也不一致,共产党方面一直称边区23县,国民党方面只承认18县。

在这种八路军驻扎部队、国民党控制县政府并拥有保安队的地区,制造摩擦和反共事件自然容易。1939年夏天,当地县政府就一再组织人袭击八路军零散外出人员,甚至偷袭驻地引起武装冲突。八路军驻外办事处找国民党甘肃政府和陕西政府交涉,双方派员查办,却毫无结果。11月间,这五县国民党政府又与胡宗南勾结,公然以正规军向八路军驻军发起进攻。八路军在当地因兵力处于劣势且考虑到大局,撤出这五县的县城和部分乡区。

八路军夺取绥德地区

陕甘宁边区西部告急后,中共中央马上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调动黄河以东的八路军劲旅一二0师的三五九旅从晋北回援保卫边区,同时夺取延安以东的绥德六县。绥德一带在陕北是最富的地区,居民养育得也好,人称“米脂的婆姨、绥德的”。当时八路军干部中有很多人到米脂找老婆,到号称“陕北的上海”绥德买东西,据说新中国成立后米脂县长期所收嫁出去的干部家属汇款都多于县财政收入。可是这一地区在陕北山河“一片红”的年代却并不属于苏区,抗战初期的三个间也由国民党政府的专员何绍南率部盘踞。由于绥德地区靠近延安,被划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黄河防线,同时又是延安通往前方的主要通道,过往的共产党干部和部队很多,坚决反共的何绍南虽多方刁难,毕竟因兵少力薄而不敢随便滋事。当国民党进攻边区西部时,正好为八路军解决何绍南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1940年2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率领下西渡黄河进入绥德一带后,何绍南大为恐慌,声称“前线回窜溃兵入境”,命令各县紧闭城门并严加防范。在取得当地群众同情和支持后,三五九旅向何绍南部发起攻击,一举将其大部缴械,何本人率少数随从逃窜。夺取绥德地区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东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保证边区内部稳定,又将国民党设在各县的党政人员“礼送出境”。

对国民党大员既然要“礼送出境”,其方式当然还要讲些礼貌,这也是维护全国统战以合作抗日的需要。先由群众对国民党人员实行包围斗争,然后边区政府出面解围,同时限令迅速离开,并为其举行了欢送宴会。多数国民党官员见势已如此,识趣的吃完饭就在八路军和民兵“护送”下上路。少数自诩为“朝廷命官”的人拒不肯走,当地政权马上通知伙房不再管饭,县城内任何人也不许卖给他们食物。那时的党组织领导严密,工农兵学商一呼百应,根本不存在不听令的个体户,这些国民党官员就此在边区内根本无法再生存。采取了这种文明驱逐的方式后,陕甘宁边区内部完全实现了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