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二、合作乎?溶化乎?(4)

 

“晋西事变”

在陕甘宁边区出现摩擦与反摩擦的激烈斗争时,山西也发生了新旧军冲突的“晋西事变”。山西军阀风阎锡山在抗战开始时感到旧军队太陈腐,希望共产党派人帮助他建立新式军队。薄一波等共产党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一面帮助阎锡山建军,一面在新军中吸收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国内反共气焰日益高涨,日本又一再向其诱降的情况下,阎锡山感到抗日使自己吃了大亏,于是又依靠其旧军队,设计逮捕新军中的共产党员。1939年11月,他先以开会为名召集新军将领前往,然而?一波等人早已听到风声,知道其中有诈而未到会。12月间阎锡山调动旧军6个军攻击驻晋的新军决死第二纵队,企图将其解除武装或消灭。

发现旧军行动后,新军中的共产党组织马上争取主动,撤换了内部不可靠的旧军官,并在八路军协助下坚决还击旧军的进攻。结果除了决死第三纵队中的一部分旧军官拉走少量部队外,其他人员全部在晋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内与八路军会师,经过整军从此正式列入八路军的序列。新军加入八路军后,在山西境内的国共双方力量对比中共产党取得绝对优势。不过为团结阎锡山一同抗战并保持全国统战大局,打退旧军进攻后,中共中央主动派萧劲光、王世英找阎锡山谈判,双方停止冲突,划定活动界限。由于这一和缓行动,加上阎锡山与蒋介石、日本也有很深的矛盾,需要在三方之间来回逢源,因此他又在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争取中间势力,各个击破

晋冀鲁豫战略区是延安联系山东乃至华东新四军的主要通道,在全国战局中位置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决不能容许反共顽固势力夺占这一地区。考虑到当时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又决定争取中间势力同情,以各个击破。

当时争取的主要对象,是统辖河南战地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此人原是蒋介石的嫡系和内战干将,曾率部攻占鄂豫皖苏区首府金家寨,国民政府特将此地改名“立煌县”。可是抗战开始后他在忻口与八路军共同抗战,对共产党的游击战十分佩服,随后访问了延安,深为当地的革命朝气所感动,竟秘密地申请加入共产党。当时中共中央对这样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内心还捉摸不透,同时又鉴于抗战开始时为让国民党放心已保证过“不在友党友军中发展党员”,如批准蒋介石手下这位统率大军的人秘密入党,一旦暴露对两党关系影响重大。因此八路军领导人一再向卫立煌表示感谢他对共产党的友好态度,却未吸收其入党,同时与他建立了较密切的统战关系。

同时,中共中央还争取了出身非嫡系、与蒋介石矛盾甚深的原湘军老将程潜。彭德怀从延安回太行的路上经过西安见程,表示要针锋相对:“谁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叫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程潜当时只说了一句:“放第三枪就不对了。”这实际上表明了中立派也同意共产党对蒋介石手下的顽固派实行自卫反击,只希望不要太过分。对于被中共中央称为“中间势力”的地方军阀如孙殿英等,八路军也争取他在反顽斗争中保持中立。

在这种十分有利的形势下,八路军于1940年1月集中晋冀鲁豫军区暨一二九师主力,加上聂荣臻亲自率领南下的晋察冀军区的一部,向国民党军朱怀冰部发起反击,一举消灭了朱部3个师和鹿钟麟的主力。作战期间卫立煌所率的一战区中央军并无动作,孙殿英部当八路军追击朱怀冰残军从其旁边经过时,仍照常出操,毫不干涉。“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统战工作在反顽斗争发挥了重大威力。太行反顽作战的胜利,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区从西北到华东连成一片。

项英执行中央发展华中计划不力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要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挺进,要新四军向华中前线开进,也考虑到今后将这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达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争取华中地区,如此则全国的棋局皆活。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毛泽东一面要求八路军向山东、河南发展,一面要求新四军从长江以南进入苏中,这样就初步勾画出一幅发展华中的宏大蓝图。

不过由于某些原因,这一发展计划进展比较迟缓,按照某些领导人总结是晚了两年。这当然有客观原因,即八路军在华北尚需打开局面,暂时分不出强有力的部队南下。不过从主观原因看,当时中共中央对日本人占领武汉后马上停止也估计不足,主持新四军工作的项英长期不愿东进和北上,也影响了发展华中。项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老党员,资格既老又有“无产阶级出身”的头衔,在莫斯科时深受斯大林重视,被赠予手枪。当年接触过项英的人也反映他为人耿直,缺点是遇大事常犹豫不决,对于独当一面的负责人来说,这恰恰是大忌。

项英在新四军成立时名义上担任副军长,党内职务却是中共东南局书记,因军长叶挺在广州起义后脱党,此时党籍还未恢复,新四军的工作实际上由项英主持。北上抗日前线后,项英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一直未能很好理解,处理问题常常碍于国民党的限制。新四军进入抗日前线后,只有原鄂豫皖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四支队活动于江北的皖中地区,新四军主力被国民党划定在皖南、苏南两块狭小阵地,很少有发展余地,与八路军在敌后数省广阔天地驰骋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项英估计日军下一步会南下打通浙赣线,国民党军还会溃逃,那时就可以向南大发展,因此他将大批干部和老骨干留在皖南军部,并制订了一个“三山计划”,即在日后发展天目山、黄山、四明山地区作为根据地,进而恢复南方老苏区。然而,日军占领武汉后不再南进,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下共产党也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于是“三山计划”一直无法实施。

1939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内唯一担任要职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他对外是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视察工作,实际上主要任务是向设在新四军军部内的中共东南局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同时解决新四军发展方向的方针,并处理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总的战略思想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并经过与新四军领导人研究,最后确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

项英执行这一方针时总是犹犹豫豫,迟迟未大力向北发展。在他看来,江浙一带富庶区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老家,也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地方,日本占领后又成为日伪统治的中心地带,为日、蒋、汪三方所必争。而且这一带多系平原水网,交通便利,日伪军活动迅速,游击条件艰难,新四军插到这里又可能激化与蒋介石的矛盾。项英担心向这里发展会把统一战线搞垮,总留恋于自己游击活动过的当年老苏区,老想等待日后实现“三山计划”。有人形容项英是在皖南守株待兔,结果没等到兔子,却等出了一只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