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二、合作乎?溶化乎?(5)

 

局部性武装冲突连续发生

当项英迟疑不决时,1939年秋中共中央派出刘少奇前往中原,领导开展发展华中的工作。1940年年初,八路军派出强有力的老部队2万余人在黄克诚率领下进入苏北,会同由竹沟留守处进入豫皖苏交界地区的彭雪枫部,形成了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之势。此时横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间的除了一些孤立的日军据点外,主要就是头顶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和江苏省主席头衔、占据苏北和苏中敌后广大区域的韩德勤。

国民党当局也看到八路军、新四军南北相向发展之势,为了阻隔其联系,以图将来在战略上各个击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于1939年年末就以上司身份一再命令新四军,要求将江北的第四、第五支队撤到江南。项英开始还犹豫不决,经中央指示才借故不执行这一命令。命令不灵,国民党就开始求助于武力进攻一途。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秘密下达了《剿灭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要求准备将新四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之连系”。根据这一命令,桂系李品仙部开始向鄂东的新四军李先念部、皖中的张云逸部发起攻击,局部性的武装冲突连续发生。

在这种形势下,江南的新四军一支队在陈毅、粟裕率领下于1940年春北渡长江进入苏中。首先通过政治争取的统战工作和军事打击并用,使得泰州李明扬、李长江这“二李”同意保持中立。这样新四军在江北站住了脚,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此时,八路军黄克诚部也进入苏北,与陈、粟部南北呼应。国民党军韩德勤部自然不能容忍八路军、新四军南北会合,何况他把苏中苏北视为自己的地盘,对日寇一向避战,可是对当地的杂牌武装却总是以武力兼并,对共产党更视为眼中钉。他集中手下的主力部队向南方的新四军进逼,企图一战把陈毅、粟裕所部压下长江,当时的口号是“让新四军到长江里吃水”。

黄桥奏凯

在这种形势下,敢不敢打国民党一省主席所率的大军,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刘少奇在这一时刻拍板下定决心,从而为中国革命全局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刘少奇的统一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实行了南北配合。针对韩德勤的“和北攻南”,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显示反击有理,中共中央明确在重庆告诉国民党当局:“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国民党当局则认为陈毅、黄克诚两部相距大半个江苏省,有数百里间隔,陈部兵力不足万人,黄部也只有2万人,韩德勤足以御北攻南,于是置之不理。

1940年10月3-4日,国共双方军队在苏中展开了著名的“黄桥决战”。当然,这一决战并非全国性的大战,而是决定苏中乃至整个华中全局的决定性一战。作战的场面也属世界战争史上少有,除交战的双方外,泰州的“二李”以奉“省韩”之命助战的名义派一支部队前来见机行事,驻扬州的日军也派出一个大队前来观望,形成“两方交战、两方观战”的奇特场面。

在陈毅坐镇、粟裕亲临火线指挥下,新四军指战员骁勇异常。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士气不振,兵力虽占优势却协同不力,结果遭包抄后大乱,第八十九军全军覆没。军长李守维失踪,后来发现逃跑时被拥到水里淹死了。李守维是抗战开始后在内战中死亡的第一个国民党军长,陈毅闻讯后心事重重地说:“这样不好!让他自己跑回去多好呢!重庆的顽固派这下子又要叫嚣了!”

黄桥一战,韩德勤的精锐丧尽,见风使舵的“二李”马上亲近新四军,日军也龟缩回长江边。此时,苏北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以援救新四军为正当理由,大举向南进攻,席卷苏北,于1940年10月10日与向苏中追击的新四军会师盐城。总的来看,经黄桥一战和乘胜追击,中国共产党的南北两大主力打通了战略联系,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至此,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从陕甘宁至苏南基本连成一片,人品达到近1亿,军队发展到50万,出现了抗日战争以后最好的形势。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

按照中共党史书上的划分法,1940年10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就在黄桥决战十几天后,国民党军委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发出了《皓电》,电文中先是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打击韩德勤的“非法行动“,随后又要求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接电后于一个月内率部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这一电报突出表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国民党的整个战略有了改变,在隔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破产后,国民党企图将中共的武装全部赶到黄河以北的日本占领区,使其很难有发展余地,更便于被日军消灭。二是国民党内部在中央系以外的最大的杂牌桂系与蒋介石合作,积极参加反共。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本着“争取中间力量“的方针,曾对各杂牌军首领进行过联络,桂系头目白崇禧曾对周恩来表示友好,同意让李克农率人到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此时,桂系军队在华中充当进攻新四军的先锋,白崇禧又出面指责共产党,这使蒋介石进行反共活动增强了实力。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使蒋介石感到有利于他反共。美国、英国此时为准备同德、日大战,改变了原先不援华的态度,这使过去只有苏联一国援华的情况变为美英苏三国同时援华。1940年春天蒋介石曾准备在重庆危急时迁都甘肃天水,背靠苏联和联络陕甘宁边区,所以对反共行动有所限制,此时却大大减少了顾忌。日本也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积极争取议和。这样,蒋介石感到自己处于可以待价而沽的有利地位,对共产党开刀也不至于引起大的后果。在发出《皓电》之后,蒋介石即命令华中的汤恩伯、李品仙部东进新四军江北部队,策应韩德勤,同时以重兵包围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并要其“限期移动“。

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危险境地

当苏中的反顽奏凯并使敌后解放区南北相连时,孤悬于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处境却更为危险。项英和叶挺率部在这里虽然已经驻扎了两年多,可是活动范围却只有方圆几十里,正面是日军的长江封锁线,后面和侧面都是国民党军。而且严格来讲,这块小小的地区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因为当地一直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甚至连新四军军部所住的村子里还一直实行着国民党的保甲制度,这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共产党领导的地区里真是个例外。

在项英看来,其他地方摩擦不断,是因为总不遵守国民党的规定:皖南前两年比较平静,与周围国民党军没有发生冲突,是由于自己统战搞得好。可没想到,越是服从于国民党的限制,反而越容易被消灭。这块原先看来最平静的地方,在1941年1月间发生了最大的一场灾难—皖南事变。

根据当时国内的形势,中共中央虽然拒绝了将黄河以南的部队全部北撤的要求,却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其实,这是当时改变新四军军部危险处境的唯一办法。还在1940年春天,中共中央就一再要求皖南部队转移,但项英以各种理由不主张行动,结果转移一事拖延了下来。黄桥决战后,国民党军在苏中和苏北吃了大亏,皖南孤立的新四军军部就成了其报复的最好目标,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面对这种情况,新四军军部两个月内仍迟迟未动,并一再向以顾祝同为首的国民党第三战区交涉,表示只有发饷发弹药才能转移。项英及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这一问题上固然有责任,不过近年来公开的档案材料证实,中共中央对当时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反共战事也估计不足。毛泽东在1940年12月间虽催促过项英渡江北上,却也认为“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转移一拖再拖,直至蒋介石秘密下达了“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8万国民党军从三面向新四军军部包围过来时,新四军军部近万人才于1941年1月4日离开云岭开始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