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二、合作乎?溶化乎?(6)

 

皖南事变

从后来的情况看,新四军军部不仅出发已晚,而且路线也选择不当。国民党军已在东、西、南三面构成包围,新四军军部北面为日军占领区,顾祝同开始向新四军指定要走北面的道路转移到江北,并公开宣传“欢送新四军北上”,以借刀杀人。结果日军调动重兵和军舰封锁安徽中部的长江,在此渡江有极大危险。此时还有一条路,即向东北方向突围,在日军和国民党军交界处穿行。事后看这其实是唯一有可能脱险的道路,可是项英顾虑当地有国民党军的两个师拦截也未采用。结果最后确定了一条最不利的道路,即“武装借道”,先向南往茂林行动,冲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再折向东北去苏南。这条路是向国民党军的纵深运动,在政治上给他们宣传新四军“不遵军令南窜”并实施进攻以口实,在军事上是自陷包围圈。

据后来有人回忆,项英、袁国平等决定走这条路与北移反方向而行的路线,主要是认为可以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之外,只要冲出山口进入平原,就可自由行动再折向东北。殊不知国民党军已经早有准备,在那个地形非常不利的地方布置了罗网,而毛泽东怀疑的“内奸阴谋”,事后经查也确实存在。新四军的行动路线,国民党早已知晓并设有埋伏,军部的原参谋处长赵凌波此前起了内奸作用。新四军军部被消灭后,国民党报纸刊登赵凌波的“供词”作为“新四军叛变”的根据,证明此人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完全串通一气。

由于新四军转移时国民党军已在周围严密戒备,加上鬼使神差地天不助我,行军第一天竟在冬日里下起了雨,道路泥泞难行,结果走了15公里就停了下来,指战员们都去烤棉衣。国民党军完全证实了新四军的移动路线,马上开始收拢包围。1月6日新四军先卫部队在星潭镇与国民党军打响,一举击溃了其拦截的两个营。叶挺此时主张下决心冲过去,可以在包围圈封死之前较快地突出山口。事后看来,在平原地区即使有重兵围攻也不至于全部覆没。值此危急关头,项英又犹豫起来,会议一直开了7个小时,最后项英以中共东南局书记的身份否决了叶挺的意见,又让全军掉过头来向北走,这一决定使部队彻底陷入了绝境。当时只有原先在最北面充当后卫的傅秋涛部千余人变为前锋,冲到长江边,日军因见新四军南去而放松警戒,结果傅部成功渡江到达江北,后面的部队则全部被国民党军截断并被包围于茂林附近。

新四军军部被围时,蒋介石又做了两面派的典型表演。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去向蒋介石交涉,要求立即为新四军解围让路。蒋介石没有出面,派刘斐于1月13日出面答复说:“蒋已令贺耀祖用电话直告顾云,只要新四军确实北渡,你们应予帮助,不应为难。至冲突,因估计双方都在严密戒备下,自然容易发生误会。”其实,这完全是麻痹之计。当天蒋介石命令发起总攻,战至次日新四军军部已无法支持。此时项英因临阵动摇已被中共中央解除职务,代理东南局书记的饶漱石要叶挺去屯山下的国民党军谈判,叶挺认为到如此地步新四军已无谈判的资本,可是又不能不服从,之后下山即被扣留。

接着国民党军冲上来,饶漱石单个混出包围,后来回到江北。袁国平在战斗中已负伤,被老乡抬着走,国民党军冲来时抬担架者逃跑,袁国平不愿当俘虏而举枪自杀,表现还是英勇的。项英倒是有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善于钻山洞隐蔽,他和参谋长周子昆藏了起来而未被发现。随后,突破包围的项英、周子昆隐蔽到长江边的一处山洞里,和新四军参谋处一科科长李志高等共20多人一起准备过江寻找江北指挥部。由于皖南事变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李志高等人对项英这位首长也是怨气不已,几次提出要分家,项英则要一起行动过江,结果这些人分成三处住。内部的埋怨情绪给了心怀歹意的副官刘厚总可乘之机。3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刘厚总乘大家未醒,开枪打死了项英、周子昆,拿了他们身上的金子、手表和刻有斯大林名字的手枪,跑下山去投奔国民党军。

政治上反攻、军事上守势的策略

新四军军部覆没3天后,蒋介石完全露出真面目。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称“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宣布将其”解散“。同时还称:”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蒋介石的这一行动,使国共关系一时到了接近破裂的边缘。中共中央、毛泽东曾于1月中旬下达命令,要求准备向国民党统治区出击,并要求华中方面立即消灭韩德勤部,山东方面消灭秦启荣部。许多八路军将领也提出要向国民党军发起报复性进攻。不过,当时负责华中工作刘少奇还是持比较“平心静气”的态度。

这种“平心静气”想出来的意见是:“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因此刘少奇提议:“以在全国主要实行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在重庆的周恩来也主张在政治上采取全面进攻,同时争取中间力量。毛泽东从全局考虑,随之也肯定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展开坚决斗争,在军事上采取了守势。

重建新四军

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表军长(保留叶挺军长之职),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这样,在八路军以十八集团军番号名义上仍归国民政府军委会指挥外,就此在国内有了一支公开的不属于国民政府的抗日军队。除了原有的9万部队外,中共中央还命令将八路军南下的黄克诚、彭雪枫两部也改入新四军序列。因为既然已经宣布新四军为“叛军”,这些部队就可以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打国民党。国民党许多元老对此十分惊恐,认为会造成南方“到处皆匪”的局面。蒋介石也担心局势不可收拾,面见周恩来时提出一种妥协方案,即将新四军原有部队再编一个军,归十八集团军指挥。

对此方案,中共中央认为不可接受。因为如果同意,在政治上等于默认了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的行为。中共中央坚持要求恢复新四军番号,释放叶挺和其他被俘人员,这实际上是要蒋介石在政治上低头承认消灭新四军军部是错的,当时也不为对方所接受。

国共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已准备与共产党彻底破裂,然而,当时的形势又使他不能如此做。一方面,日军利用国民党进攻新四军,发起对河南的进攻,说明即使反共,国民党与日本也无法达成妥协。另一方面,国内各界谴责国民党方面消灭新四军,要求维护一致抗日的局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民党当局依靠的美英两国也不赞成中国内战,怕因此影响对日作战。当时主要向中国提供军火的苏联也表示强烈反对蒋介石反共,否则将考虑停止援华。

这些情况都大出蒋介石的意料。依赖别人而无自力更生精神的国民党当局,自然不得不采取缓和措施。3月14日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虽回避谈新四军问题,却含糊地说:“只要扣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此后,蒋介石并没有按诺言恢复发饷,各地对共产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却已停止,国共双方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