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二、合作乎?溶化乎?(7)

 

“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内战”

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12月间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式形成,国民政府站到反法西斯同盟国一边,对日本妥协投降的危险基本过去。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已无力援华,美国成为国民政府的主要靠山。当时美国一面大力援华,一面要求中国国内一致对日作战,罗斯福转告蒋介石:“中国在三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内战之用”。此话说明美国从长远角度看并不反对消灭共产党,不过从战时的利益考虑不许“三年之内”这样做。以后的事实证明,在三年后日本战败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果然有了变化。

蒋介石在这种大气候下,不得不在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抗日的关系。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处于日军不断的“扫荡”之中,是最困难的阶段。苏联因处于卫国战争的艰难时期,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力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十分希望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于是有了一次接近实现的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会见。

林彪代表毛泽东见蒋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时说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请毛泽东出来谈一谈。毛泽东马上回电周恩来表示:“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周恩来认为现在与蒋介石见面时机略早,而且有一种可能,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毛泽东这次虽然非常想见蒋介石,但经过考虑最后还是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先派林彪作为代表去西安见蒋,视情况再确定是否亲自去。林彪去见蒋介石有特殊的有利条件,他既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又是闻名全国的平型关大捷的指挥员,且刚刚从苏联回来有国际背景。可是,当林彪赶到西安时,蒋介石却已经离开,林彪于是赶往重庆。

果然如周恩来所料,蒋介石约毛泽东相见并无解决问题的诚意,纯属想改善自己内外形象的政治姿态。林彪以毛泽东个人代表的身份见到蒋介石后,先讲了毛泽东因患病未来,然后又提到内战危险,蒋介石听后就不耐烦,频频看手表,这显然是送客的表示。第二次见面时,林彪一提到新四军,蒋介石居然面红耳赤地说道:“承认新四军,就等于不承认政府!你切勿再提新四军,提新四军我是不要听的!林彪同学,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说这个话。”就这样,有一个双方都不肯让步的新四军问题梗结在那里,国共关系实际上得不到任何发展。1943年6月,蒋介石允许周恩来、林彪回延安,双方的谈判又停顿了下来。

又一次反共高潮

此时因美英两国宣布废除了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得意之余,又发动了一次反共高潮。1943年初“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事,原本是一场宣传闹剧。美英等国自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在中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占有租界、领事裁权和关税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国民党当政后从未取消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将各沦陷城市的英美租界占领,并假惺惺地要汪伪政权宣布“收回权益”。落于汉奸之后的国民党面子太过不去,才与美英签订所谓的“平等新约”。此时美英过去享有的在华特权差不多都已被日本剥夺,加上为拉拢中国抗战,索性做个空头人情,承认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

对于这样一个只有面子上虚荣的所谓“废约”,国民党政权大吹大擂,把蒋介石说成是一雪“百年国耻”的“民族英雄”。1943年春天,经蒋介石授意,曾追随汪精卫当过汉奸后又跑回重庆的文人陶希圣捉刀代笔写下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用蒋介石的名字发表。此书鼓吹“中国之命运”要由国民党一党主宰,并宣传什么因不平等条约废除,中国的对外问题已经解决,以后两年的任务是解决国内的“新式军阀”“变相割据”问题。很明显,这是为发动内战制造理论根据,并显露出不久将要动手的杀机。同年夏天,国民党军的“西北王”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调动两个集团军到陕甘宁边区周围,准备相机发动进攻。

中共中央当时在舆论阵地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针对《中国之命运》结束语中“没有国民党便没有中国”的谬论,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没有共产党便没有中国》的社论,以后还以此谱成歌曲,一时唱遍解放区。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威胁,中共通过各种渠道一面向国际国内社会大力揭露此事,一面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总动员,准备迎战。当时美英等盟国从对日作战的角度出发,反对中国内战。掌握援华装备分配大权的美军驻华司令史迪威还要国民党受援时保证武器不作为内战之用。这样,总算制止了国民党准备发起的反共战争。

中共南委遭到毁灭性破坏

尽管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冲突在皖南事件结束后的近四年间有所缓和,可是国特机关却仍加紧对中共地下秘密组织的大破坏。中国共产党也改变了抗战初期作出的不在友党友军内发展组织的许诺。双方除了在战场上和公开政治舞台上的争斗外,隐蔽战线上的较量也日益激烈。自1939年国民党规定限制“异党”,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除了有合法身份的公开办事处外,其他组织都转入地下隐蔽活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统一领导国统区的工作,下属西南工作委员会和南方工作委员会。

此时隐蔽活动取得了许多成绩,然而,由于当时在国统区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许多秘密组织遭到严重损失。在中原地区,国民党特务机关于1942年年初策反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逃,由他那里得知了中共河南地下省委的联络网。于是一举抓捕了数百人,破坏了国统区的整个河南地下党。这一时期中共南委遭到大破坏是最严重的事件,也堪称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地下组织最重大的一次打击。遭到破坏的中共南委原本是对国民党保密的地下组织,中国共产党也不便公开提出抗议,只对廖承志等个别人被捕提出交涉。全国解放后,国共双方才将此事公之于众。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是方方,副书记为张文彬,相当于一个中央局。南委机关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东和福建交界处的山村内,由地方秘密武装掩护。南委机关暴露并受到重大破坏,如同周恩来后来在中共重庆南方局会议上所总结的那样:“其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南委被破坏的源头在江西,正是由于武装组织与省委的联络暴露出破绽。国共内战停止和南方游击队集结北上组建新四军后,当地仍留下了部分人员和武器,由当地秘密的党组织领导。在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诺不在国统区组织武装斗争,这些游击队就很难开展活动。可是,因当时考虑到今后进行斗争的可能性,又不愿将其解散,只得让骨干人员在较偏僻的地带相对集中居住,还要处于秘密状态的地下党组织供给费用。长此以往,难免不被特务机关侦察发现线索。

1940年国民党特务正是在江西的一个渡口发现两名女交通员可疑,然后就跟踪盯梢。经过很长时间的追寻,国民党特务于1941年7月逮捕了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破坏了整个省委机关。随后,特务又继续以省委的名义与各特委、县委联系,掌握其线索和活动地点后再以一网打尽的方式进行消灭。结果至1942年年初,国民党特务以耐心秘密搜寻的方式,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将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各地组织全部破坏。原来拥有最多武装的湘赣特委遭破坏时,书记颜福华叛变并交出了全部地下组织和经费、武器,自井冈山斗争起江西地区所组织起的革命武装至此全部毁灭。

中共江西省委被破坏后,国民党方面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并以其名义继续与南委联络,因此南委负责人直至1942年春天仍不知这一情况。4月南委仍派原江西省委书记、现任南委组织部长的郭潜去广东北部的曲江交通站向江西省委传达指示。结果郭潜被捕并叛变,他首先供出了粤北省委的情况,并于第二天带领特务去抓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和其他一些负责人,广东的地下党组织就此又被破坏。接着,郭潜又带着特务上门逮捕了廖承志及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幸亏南委机关所在地周围的群众武装组织掩护,才使方方等领导人得以转移。南委机关遭到破坏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根据郭潜、涂振农等叛徒提供的线索又破坏了中共广西工委。中共在华南的工作经过这次打击,在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陷入较消沉的状态,有人形容这等于在战略上损失了10万精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