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二、合作乎?溶化乎? (8)

 

西南地区地下工作的成功

当时由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领导的西南地区的地下工作,就取得了许多成绩而没有大的损失。当时在国民党内部能起重大作用的秘密党员,如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重要的国民党将领何基沣、张克侠等都是长期隐蔽,不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其身份只有周恩来等极个别人知道,对其联系也尽量减少并做到隐秘。他们能够向中共中央提供许多重要的情报,并在国民党军内进行策反,却始终未暴露。

四川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根据周恩来等人的要求,实行隐蔽化和社会化的方针。首先是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如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平时有大量特务监视,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与地下党发生联系。地下党机关尽量减少人员,经常变换地址,领导人也要找到正当的社会职业,不致引人怀疑。如领导重庆地下党的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的地址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孔原知道,由于他们三人的身份都是公开的,因此谁也不去廖志高那里,只派交通员定时联系传达指示。

下层地下党的工作当时虽然开展得轰轰烈烈,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学生,甚至包括蒋介石的心腹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可是根据周恩来的要求,这些地下据点原则上不能超过5个人,而且都实行单线联系,各党小组间不发生横的关系。所以直至1948年春因《挺进报》事件引起的重庆地下党破坏(其实此事暴露也与开展川东游击活动有关),重庆中共地下组织在国民党腹心进行了大量活动,特务机关却一直无法破获这些秘密机构。这些,证明了周恩来所阐述的原则是正确的,即:“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

南方局出色的统战工作

除了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外,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与社会上的民主党派及国民党军阀中的地方实力派进行了统战工作。皖南事变后由于中共坚持斗争,国共之间的一些组织因不满国民党当局的压迫也组织起来,于1941年3月成立了具有第三党性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周恩来经常与民盟的领导人黄炎培、张澜等往来,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争取他们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以争取民主的斗争。民盟的成立及开展活动,使国民党一党专政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反对派。

对于西南的一些受蒋介石排挤的地方军阀如龙云、刘文辉、潘文华等,中共南方局也同他们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这些被称为“国民党杂牌”的军阀过去都与红军打过仗 ,那是因为共产党要“革”他们的“命”并夺其地盘。此时共产党去了西北,威胁他们利益且总想借机消灭他们的是蒋介石,在注重眼前利益的这些实力派看来,与共产党相呼应对保存自己的实力有好处。于是周恩来与刘文辉经联络进行了秘密会晤,并派人到西康省会雅安的刘公馆内设立了电台。在四川另一个军阀潘文华那里,中共也秘密设立了电台。这两处秘密电台一直进行着中共中央与他们的联系,直至1949年年末刘文辉、潘文华二人起义。主持云南的龙云当时也同意与中共联系,让八路军办事处在他的省政府内架设电台,自己也秘密加入民盟,表示以武力作为后盾支持民盟反蒋。

这样,通过出色的统战工作,中共争取到西南的实力派和民盟力量,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三角关系,使蒋介石两面受敌。蒋介石反共时,西南的实力派和第三方人士竭力反对,因为他们明白只要共产党失败,蒋介石腾出马上就会收拾他们。同样,当蒋介石要消灭异己时,共产党也在全国大力揭露并加以反对。这种近似“三国演义”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时龙云被蒋介石解决。

国民党抗战的不彻底

国共之间的关系到了临近抗战胜利的1944年又出现了一个大变化,其原因在于当时中国两个抗日战场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当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到处凯歌高奏时,中国正面战场却出现了极反常的现象,败势已定的日本侵略者又把国民党打得溃退千里,以致社会上都称蒋介石一伙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全国抗战爆发后,与提出“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中国共产党相比,国民党的抗战是极不彻底的。蒋介石在1939年初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公开提出抗战的目标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位置。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单独抗击日本的局面变为以中美英苏为首的26国共同对德日意轴心国作战的形势,国民党当局此刻才对日本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废除过去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蒋介石把宝押在美国必然胜利上,于是坐等胜利,正面战场上的作战更趋消沉。除了在日军发起进攻的地段抵挡一下外,在数千公里的战场上长期实行静坐式的消极避战,只是为了打通国际运输通道以获得物资支援,才在滇西和缅甸战场上向日军发起了抗日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战役进攻。

日军发起全方位大规模进攻

1944年年初,日本大本营鉴于海上交通一天天困难的情况,为与南方军保持联系,迫切感到有必要打通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线,并打通从中国大陆到越南的陆上交通,同时除掉在桂林、衡阳等地的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轰炸机空袭日本。自1944年年初起,侵华日军为了发动战略进攻,又补充了大量兵员,使总兵力达70多万人。经过周密准备,日军从同年4月开始发起了“一号作战”,投入兵力约51万人。同年4月日军占领了河南中部广大地区后,就此打通了平汉铁路。

5月下旬,日军又向湖南北部发动了大规模攻势,6月占领长沙,8月占领衡阳。就此,中国战场上出现了自1938年以来的又一次大溃败。11月日军进占广西各重镇,随即与驻越南的日军会合,并以一部进入贵州独山。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在浙江和福建沿海也展开了一些进攻,又占领部分城镇,并于10月间占领了中国东南沿海唯一的港口福州。1945年1月,日本又打通了武昌至广州的铁路 ,纵贯中国南北的交通线也被日军打通。国民党军在日军一年的进攻中,损失了60万人的军队,丢失了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并有4000万人口以上的地区。当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区和缅甸的各个战场上都遭到失败,可是在中国却取得这样的进展,引起世界上的震惊。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国民党军在兵力数量上不仅拥有很大优势,武器装备通过美援也已得到改善,而且占优势的美国航空兵曾大力出动支援,给日军白天的地面行军和后勤运输造成了许多困难,然而国民党战场却仍然出现溃败,还丢失了衡阳、桂林、赣州等重要的空军基地。

敌后解放区的局部反攻

国民党战场上出现大溃败的时候,敌后解放区战场却展开了局部反攻,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二次蓬勃大发展。在1941年-1942年两年里,各解放区经历了最困难时期的考验。在敌后各解放区,由于日军不断进行“扫荡”、蚕食和“强化治安”,根据地大大缩小,人口降到5000万,由于作战损失和为解决经济困难而实行精兵简政,八路军、新四军一度下降到只有40万人。陕甘宁边区虽然没有战争,却也面临着极严重的经济困难。当地为全国有名的贫困区,老百姓平时自己的口粮都不足,要养活大批军队和政府机关人员更难。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鼓动下,全边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终于渡过难关。进入1943年,敌后各解放区战胜了敌伪的进攻和破坏,又逐步展开恢复工作,根据地又扩大到8000万人口,军队数量也有所增加。

1944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命令中要求对现有的47万人的部队进行整训,以迎接日后的反攻。当时日军为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进攻,被迫从华北、华中战场抽调大批兵力,许多地区的防务由伪军负责,对敌后解放区的“扫荡”也大都停止。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要求各解放区发起攻势,扩大根据地,消灭孤立的据点,被日军称为“游击反攻” 局部反攻在敌后战场展开,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鲜明的对比。经过半年的反攻,敌后战场上解放了1000多万人口,1944年11月,八路军、新四军扩大到65万人,至翌年4月扩大至91万人。

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

军事力量方面的天平发生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政治要求。1944年年末至1945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再度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时,力量和口气就比过去强硬得多。过去国共谈判的主要议题是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政府和增加军队编制等问题,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就变为改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成为抗日战争末期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当时在政治上无合法地位并盼望在国共之间取得一席之地的民主党派也拥护这一主张。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的要求,彻底否定了国民党自执政以来一直实行的一党专政,无疑是要挖它的老根。蒋介石这个独夫实行的统治,其实与古时坚持权力不可分享、“天无二日”的封建集权制毫无二致,中国共产党人此时却联合民主力量对他提出最大的挑战。当时的形势是“边区的太阳红又红”,重庆方面却日薄西山,这预示着中国的政治局势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