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三、“三国四方”都瞄准战后 ( 2)

 

美国对华政策

当时唯一能制止国共内战的力量,就是向国民党提供援助,并充当其靠山的美国。抗日战争接近结束时,作为世界第一富国美国的势力介入了中国政治舞台,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白宫当权者们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使其不能制止反而助长了中国内战。

从日美矛盾激化直至日本投降前,美国确定的对华政策一直存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联合中国各派力量打日本,为此反对国民党在战时打内战;二是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以他来统一中国。这一政策本身就自相矛盾,因为支持蒋介石的结果,必然造成内战危机严重升级。

仔细而论,美国当权者们对蒋介石从无好感,罗斯福因蒋是光头,曾轻蔑地给他起了一个“花生米”的绰号。抗战末期以前被派到中国的美国官员极少有人讲国民党、蒋介石的好话,称赞中共的言论却不少。那个身为驻华美军司令并兼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就曾对国共作出这样的对比:国民党是腐败、失职、混乱、搞钱、苛捐杂税、言行不一。囤积、黑市、与敌通商。共产党的纲领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政治。说到做到。1943年末史迪威到开罗一见到自己的总统罗斯福,就大讲国民党之腐败,蒋介石之无能。以后他又主张向“能打日本”的八路军提供军事援助。在意识形态上,史迪威绝不赞成共产主义,他尊重的是客观事实。

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白宫的主持者们多少年来一贯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最喜欢的是那些受西方熏陶的“民主自由主义者”。可是这些第三方势力当时在中国完全不成气候,迫使美国人最后只有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选择。在对日作战的紧张时期,美国曾经试图对国共两党都进行联系,然而,重点始终在国民党方面。反映这种矛盾的一对典型事例,就是一方面帮助国民党建立起维持独裁统治和反共的中美合作所,一方面又冲破蒋介石的阻挠在延安设立了迪克西使团。

中美合作所

现在的许多读者一听到中美合作所,往往就以为是指白公馆、渣滓洞那些恐怖的监狱。其实,这些监狱只是参与这一合作所的国民党军统机关的附属关押所。中美合作所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美国谍报机构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合进行对日本的电讯侦察、情报交换。当时还建立过中苏合作所、中英合作所,只是规模远远不能与中美合作所相比。此外,中美合作所独具特色的内容,是美国提供了大量器材、武器和教官,以训练大批军统特务,其中也包括对犯人进行逼供刑讯,如白公馆、渣滓洞中就应用了这些“最新成果”。以美国的卡宾枪、无声手枪等特殊武器装备起来的军统指挥的“忠义救国军”“交通警察总队”等,在抗战末期积极投入到对共产党的镇压和进攻中。

主持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谍报机关代表是1942年派来的海军中校梅乐斯,可以说他与军事代表史迪威同期到达。当史迪威等人一面主持援华又一面反对蒋介石以美援武器打内战时,美国特工人员就把砝码完全押在蒋介石一边。抗日战争后期梅乐斯就不加掩饰地宣布:中美合作所正在训练中国全国警察力量的一批骨干,他们将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以便在战后维持中国治安。中美合作所的使命是不仅要同中国共产主义作斗争,而且要考虑美国未来的全球地位。

坚决反共的魏德迈

1944年10月,因史迪威一再顶撞蒋介石并要求援助八路军,蒋介石在激愤下要求罗斯福将他召回。随后美国派到中国的大使赫尔利和美军司令魏德迈的态度有了变化,日益明确地表示要扶蒋反共。他们虽然也说国民党的坏话,却更反对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史迪威的后任魏德迈,更是以极右的立场站到蒋介石一边。

魏德迈出身于一个日耳曼血统的德国移民家庭。在美国陆军中服役后,他又于30年代被派到德国陆军学校见学。回到自己祖先的土地后,他不仅不对纳粹的法西斯恐怖统治表示义愤和憎恶,在反苏反共问题上还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同时又对德军的威力大加称赞。返回美国后,这个被同事骂为“德国佬”的魏德迈竭力反对美国支援英国、苏联对德作战。美国对德宣战后,陆军的安全部门对他专门进行过“忠诚测验”,怀疑他里通纳粹。事后,马歇尔等长官一再保证,说魏德迈只是愿意提不同意见,对美国还是忠诚的,魏德迈本人也表示愿到对德作战前线去洗刷自己,安全防谍部门才不再追究。可是美国陆军部却规定,不许这位“德国通”涉足对德作战事务,而派他到远东参加了对日作战。

这个30年代的纳粹同情者来华后,开始还会吸取史迪威的教训,表现出谨慎的态度,见面就对蒋介石敬礼,显出一副恭敬的态度。随着往来的增多,他很快与当年同为纳粹崇拜者的蒋介石找到了共同语言。特别是在维护独裁体制和反共方面,双方可谓“高山流水遇知音”。在日本投降前,魏德迈就为蒋介石献策,主张以武力为后盾在战后解决中共问题。魏德迈来华后的这种表现不光是他个人的问题,表现为包括罗斯福在内的美国当权者们的对华态度。他们考虑到战后只有国民党能满足美国的在华利益,于是必然把宝押在他们自己也咒骂为“独裁、腐败、无能”的国民党身上。

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

毛泽东从一向注意思考世界大事的习惯出发,也特别关心美国的动向。从1940年起,毛泽东就敏锐地预感到将来美国必定会在世界上有最重要的影响。他又反复思考过中国共产党日后必然同美国发生的关系,认为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小,成为敌人的可能性大。不过,为了抗战的全局,他还是尽量争取友好的可能。1944年国民党战场出现大溃败后,美国当权者们一度考虑过在国民党内部“换马”,同时,他们也更重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力量。当年7月经过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亲自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终于达成了美军派出称为“迪克西使团”观察组驻延安的协议。

所谓的“迪克西使团”是当时非正式的俗称,不过也反映过美国对中共的态度。“迪克西”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分裂的一方的名称,以此比喻中国解放区的首府延安,多少带有些变相承认中共是与国民党对立的政治实体的意味。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于7月26日就接见了到达的全部成员。随后,毛泽东又在8月15日《解放日报》为欢迎这些远客而发的评论中,对美军观察组亲笔加上了“战友们”这一称呼,并表示了在共同对日作战中相互配合的愿望。

被派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随后向美国政府送回一系列报告,深刻地说明了他们对国共两党的对比。他们向美国政府报告,打日本是中共领导人“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中共军队“是一到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受过良好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这支队伍身体素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这些观察和结论被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而且比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预测更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