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三、“三国四方”都瞄准战后(3)

 

“二百五”的美国特使赫尔利

延安的美国观察人员一时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窑洞时的常客,毛泽东不仅经常请包瑞德、谢伟思等人前来谈话,有时还亲自去看望他们。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日本战败临近,美国政府从战后的长远目标考虑,越发感到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中国共产党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并想将其融化到腐败却亲美的国民党政权中去。

赫尔利访问延安后态度的急剧转变,就是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典型体现。1944年秋国民党战场大败,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作为罗斯福个人代表来华。赫尔利来华后于11月间访问延安,与中国共产党签订了五点协定草案,其主要内容是组织联合政府,改组现有的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公平分配美国的援华物资。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激烈反对这五点协定,声称这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赫尔利开始还解释事实并非如此,并建议如蒋不喜欢“联合政府”一词,可改为“两党政府”“多党政府”,殊不知这更不能被接受。尽管赫尔利一再劝说应同意让共产党“插进一只脚趾”,但蒋介石却回答说:“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

对于这个坚持独裁统治却又如此虚弱和害怕对手的蒋介石,赫尔利马上就完全让步,否定了自己刚刚签过字的协定,同意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三点建议。这个三点建议根本不提“联合政府”一事,只是要“将中共军队整编为正式国军,国民政府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此外不允许中共将领参加军事委员会,给予议论、出版等自由。这实际上是要共产党以交出军队的代价,换一个空洞的“合法地位”。向蒋介石让步后,赫尔利又回过头来劝中共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建议。中共中央当即拒绝了国民党的三点建议,周恩来还批评赫尔利自食诺言。赫尔利由于举止轻浮、言语无度,被中共领导人讥讽为“二百五”。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

赫尔利代表的却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在国民党战场危急时,美国一度曾考虑选择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龙云等人出面执政,为此史迪威甚至奉命派人秘密计划过以制造飞行事故的方式干掉蒋介石。然而,蒋介石也是精明过人,他紧握出权力不分散,国民党内任何反蒋人物和美国欣赏的那些第三方人士都形不成任何有实力的集团,这也使美国的“换马”企图始终不能实现。

进入1945年以后,美国对远东问题更多的考虑是战后如何在中国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利益。从这一点出发,不管史迪威和驻延安那些美军观察员说了中国共产党多少好话,骨子里坚持反共的美国政府也不会援助毛泽东。同样,不论美国的观察家和在华人员怎么说蒋介石腐败无能,可是在四国能实现美国利益的还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正是从这时开始,过去总是骂国民党囤积武器不用于抗战而准备内战的美国要员,此时也不再说三道四。赫尔利很快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并解除了驻华的一些曾说中共好话的外交官的职务。

与此同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也发生了变化。那个对中共比较友好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被调走,而派来一个专门与国民党进行情报合作的德帕斯上校。由于这个人大受中共中央讨厌,1945年7月间美方又派来一个曾在美国驻苏大使馆任过职,坚决反共并号称“共产党问题专家”的耶顿担任组长。中共领导人也极少再来这里看望,而美军观察组除了用自己的柴油发电机向中共中央驻地和新华社送电外,其他一切合作都已停止。

战后亚洲问题的中心点是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虽然是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部分,却也是代表强权政治的雅尔塔协定的产物。在打败德国后,苏联对远东的兴趣随之增加,美国也以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与之进行了交易。苏、美、英等盟国在对德战争进入尾声时,都将主要精力放在考虑夺取战争胜利果实的问题上。在欧洲,苏联军队进入东欧,美英军队也在西欧登陆,双方在军队向前推进的同时也商讨了如何划分势力范围。当时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东方的对日作战及如何分配战争果实。此刻在欧洲的交易基本上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而亚洲战局尚未见最后分晓,有较大的讨价还价余地。

当时美苏对亚洲问题的商讨,中心点又是中国。据美国的决策人物估计,日本崩溃后谁能主宰中国,谁就能掌握远东。在对日战争临近结束时,美国还有一个最担心而又不便明言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出于长远的考虑,要约束苏联在满洲的行动,避免其支持反对美蒋的中国共产党。因此,罗斯福总统力图使斯大林先前所谈的一般保证化为俄国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罗斯福还担心苏军不仅会进入中国东北,并且会进入华北,并担心地问道:“如果俄国人进去了,他们还肯出来吗?”正是由于这种担心,美国在以中国主权为代价抛出某些诱饵后,要用协定套住斯大林的手脚。斯大林本人也害怕再与美国发生冲突,在争取一些眼前小利的前提下,在事关整个国际战略全局的问题方面向美国退让。

早在1944年6月,斯大林在会见美国大使哈里曼时就已经承认战后美国可在中国“起领导作用”,并同意罗斯福的意见,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

雅尔塔会议的强权交易

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前沙皇的避暑行宫里,反法西斯联盟的三巨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坐在纳粹德国军队不久前刚刚洗劫过的殿堂中,对世界战略格局又作了一番安排。这次会议,实际成了美苏两家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交易。从总的情况看,美国虽然让给苏联一定利益,但在全球战略上处于攻势地位,而苏联虽然在尽量争争取一些利益,却处于守势地位 。

雅尔塔会议召开时欧洲战局已接近尾声,三巨头主要讨论了战后如何处置德国和划分欧洲势力范围。对于美苏两国,亚洲问题是讨论的重点。斯大林和罗斯福的会谈开始后,斯大林就提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要求把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交给苏联,苏联可以使用“不冻港”大连和中长铁路(即中东、长春两条铁路)。对于斯大林的这番要求,罗斯福表示同意,2月11日美苏双方拟好了协议。对于另一个巨头丘吉尔,只是到协定拍板那天通知他前来参加签字。

1945年2月11日正式签字的雅尔塔协定,全称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个协定的核心,就是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和“恢复”沙皇俄国于日俄战争时期在中国东北失去的“权益”。提起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实际只是沙皇时代侵华所获得的利益。十月革命后,1919年和1920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曾发表过两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俄国资产阶级在中国掠夺的一切及所有在华特权。唯一保留的一项,就是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可是在日本占领全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后,苏联政府眼见中东铁路已保不住,就单方面于1935年以1亿多日元的价格将中东铁路卖给了伪满洲国。

苏联要出兵打日本,对于正在抗战中的中国自然是好事。可是要“恢复”沙俄在东北的“权益”,则是地地道道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雅尔塔协定特别令中国人感到悲哀之处,还在于协定中对四大同盟国之一---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做了交易,可是中国政府的代表不仅没有参加会议,事后很长时间还不被告之。早在1943年秋天,经罗斯福力主和英苏两国同意,美国就给中国加上了一项“大国”的帽子,正式宣布将中国列入反法西斯“四强之一”。此时在美国政府首脑的心中,所谓“四强之一”的中国,仍只不过是任他们摆布的走卒,甚至还可以将其领土赠送给别人当作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