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三、“三国四方”都瞄准战后 (4)

 

蒋介石惊叹盟友“已卖华乎”

美、英、苏达成雅尔塔协定后,对外是严格保密的,罗斯福从苏联黑海边回国后在美国国会作报告,公开撒谎说雅尔塔会议只讨论了欧洲问题,与太平洋无关,然而,一些国民党官员通过在美的关系还是打探出其中一些秘密。1945年3月15日 ,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向重庆密报了所探悉的雅尔塔会议大致内容,蒋介石看此报告后怒火中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惟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定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已成梦矣!”雅尔塔协定达成后,为确保其有关中国部分内容的贯彻,1945年5月28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又与霍布金斯一起拜见了斯大林。这两位美国外交官先是询问了苏联的出兵准备工作,然后又探询说:“当苏联军队开进满洲时,斯大林大元帅是否打算让蒋介石组织民政工作?”斯大林立即回答:“凡是苏联军队开入的地方,中国行政机构都将由蒋介石建立。”

取得了斯大林只将满洲交给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保证,美国才放心地通知中国国民政府去和苏联办交涉。6月14日,美国政府正式将雅尔塔协定通知国民政府,并要国民党当局依照此精神同苏联签订一个具体的条约。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当时的国民政府如果有一点独立自主的精神,完全可以对这种背着自己达成的损害中国主权的交易不予承认,可是媚从于美国的国民党政权虽然不满,却还是遵从了美国的意旨。

国民政府与苏联的交易

1945年6月,蒋介石派自己的妻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到达莫斯科,开始中苏两国政府的秘密谈判。因谈判不顺利,以后又派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特派员蒋经国前去协助。鉴于交易久久未能达成,7月19日蒋介石又在重庆曾家岩官邸接见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蒋介石亮出了他准备与苏联作交换的根本条件:“必须苏联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权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问题,使国家真正统一,和新疆变乱的解决。必须这一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决外蒙问题。”

对当时的打算,在国民党逃台后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上,蒋介石在政治报告中有一段自白说:“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果实,奠定国家独立 、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条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这些充分说明,当时除美国压迫的因素年,蒋介石自己也有一笔交易急于同斯大林做,就是苏联占领东北后只能交给他,不能交给中国共产党以便其“建国”。为内争和一已之私利如此出卖国家领土权益,在中国历史上实在罕见!

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日渐疏远

对于当时蒋介石与苏联领导人的交易,延安一直不知情。中国共产党人曾长期亲切称为“远方”并在电码中代号为“辰兄”的苏联,此时考虑的只是自己国家的眼前利益。由于“远方”此时没有什么消息,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大约还有一年才会投降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此而造成的。当时苏共虽然与中共仍保持着名义上的兄弟党关系,然而斯大林已在许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不满,并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胜利。

尊重历史的人都应该承认,老一代的苏俄革命者确实也曾经以理想主义的态度热情援助过中国革命。然而,权力的腐蚀往往不是革命理想的说教所能抵制的,随着长期执掌政权和从本国的利害出发,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也越来越掺杂进私利至上的因素,共产国际的机构实际上也逐渐变成苏共的对外关系部,成为以“老子党”身份指挥他人为自己对外政策服务的工具。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支持那个长期脱离国内斗争实际,只知蹲在共产国际的“留斯克”大厦中啃洋教条的王明,并通过他提出了一系列并不合乎中国革命长远利益的路线,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还要高喊“保卫苏联”的口号,其根子也正在于此。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后,斯大林从尊重现实出发予以了肯定。可是进入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特别是到了以清算迷信苏联教条为中心的延安整风后,中苏两国的共产党人的分歧就日益扩大。抗日战争期间,苏联也在延安派驻了一些人员,他们与中共中央的交往过程,就特别表现出两党关系中的摩擦日渐增多。苏方派遣到延安的人员反映的一些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自然会传到斯大林那里,这肯定会增加他对中共的不良印象。

苏方对中共有意见,同样延安的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的不平等对待也很不满。苏德战争开始之后,苏联担心日本在远东也配合德国的进攻,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牵制日军的行动。为此,斯大林致电毛泽东,以商量的口气询问能不能抽调若干个旅或团摆在长城附近,牵制日军,这遭到了毛泽东的婉拒。1941年冬,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希望派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中共中央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说部队调动有困难。这时,毛泽东并不是不肯支援苏联,而是强调只能在战略全局的长远角度上予以配合,而不是在某个具体的战役行动中配合。中国抗日军民能坚持敌后战场的长期斗争,牵制了几十万日军,这本身就是对苏联极大的支援。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由于苏联的战局已经稳定,不再急于要求中共配合,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就很少有直接电报往来。中共中央的情报仍通过“农委”(由任弼时组织的对苏联络机构的代号)或苏军情报组的电台发送苏联。1942年以后延安整风深入开展,翌年11月已宣布解散的共产国际原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不同意中共党内对周恩来、王明的批评,并对康生所主持的审干之类问题表示怀疑。对于来自苏联的压力,毛泽东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态度。正是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再不听从他人的“指挥棒”指示,在党际关系中也改变了共产国际时期的那种“老子党”与“儿子党”的主从隶从性质,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与苏共往来。

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斯大林不仅在其党内及对他国共产党人表示过不满,还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面前流露过毁谤之词。例如斯大林对美国大使哈里曼称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只是“人造奶油”共产党。正是由于中苏两国共产党关系疏远,于是苏联领导人在许多涉及中国的重大问题上也不向中共打招呼。如果说苏联对美、英的交涉还有理由不告之中共的话,与国民党政府的交涉也向中共保守秘密,并在背后保证不支持中共,从政治道义上就很难解释了。特别是斯大林同意将中国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而不交给中国共产党(当然事后因中共的力争而未完全兑现),也不尊重东北人民的对日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