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一、十年仇敌,共御外侮(3)

 

日本“支那驻屯军”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面对中国停止内战开始民族团结的新局面,日本人着急起来。其军部内主张对中国诉诸武力的强硬派更是加紧活动,1937年6月新成立的近卫内阁大力促成战时体制。同月,关东军首脑也提出应在进攻苏联前“对支一击”,即给中国以打击。此刻出面点火的,正是日本驻在华北的“支那驻屯军。1937年5月6月间这支驻军在北平、天津附近不断举行实战演习,并不顾当地中国驻军的抗议,一再进行武装挑衅。

对于“支那驻屯军“一词,若干年来国内有些翻译者按照中国人的意译将其写为”中国驻屯军“,其实这并未表达出日本人当时特定用词的原意。“支那”一词确实是指中国,但却与“中国”并非一个意思。自明治维新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社会上那种“脱亚论”导致的“香蕉帝国主义”也反映在用词上,即在日本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沿用几十年并为中国人所深恶的名词---“支那”。当时的日本朝野对中国从不以正式的国名相称,而刻意使用“支那”一词,就基本的礼貌而言,如同对人不呼其名而专门称其厌恶的绰号一般。翻阅日本当年的出版物,随处可见到“支那驻屯军”“支那派遣军”“日支关系”“北支治安战”之类的称呼。

卢沟桥事变

在世界只上,一国对另一国发起侵略战争,一般都人国境开始。可是,日本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地点卢沟桥,却在中国腹地的故都城郊。只此一类,就说明日本早通往以往的一系列入侵深入我国国土纵深,已经扼住了咽喉要道,中国人实在是退无可退,再不抗战实在不足以图存!

卢沟桥在北京城西南10余公里,是北平城向南通过永定河上的重要交通要道,由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一一0旅(旅长何基沣)驻守。1937年7月7日晚间,驻在北京西南丰台镇的日军一个中队,在紧靠着中国第二十九军驻地的卢沟桥边的龙王庙举行夜间实后演习,随即向驻守在宛平县城的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开炮并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进行了反击。

对于日本军队在卢沟桥边的进攻,战时和战后日本国内都有人称其为“偶发”事件,否认日军有意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然而,即使从日军当时的记录和挑起事变的所谓“理由”看,其辩解的借口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日军挑起这一事件,并向中国军队进攻的借口有两个:一是遇到“非法射击”,二是一名士兵“行方不明”。据事后“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记述也可以看出,他们在深夜所遇到的所谓“射击”,也只是听到枪声,不仅没有伤亡,连子弹从哪里飞来都无确切根据。至于一名士兵“行方不明”,日军后来也说明此人很快就已经归队,失踪原因是去附近田地里大便。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却在接到“失踪”士兵已归队的报告,并且双方已经派员开始交涉后仍下令攻击,这只能解释为故意挑起事端,为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寻找借口。

日本陆军部对卢沟桥事变的两种对立意见

对于卢沟桥事变,东京的陆军部内曾有过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乘这一时机打击中国以贯彻在华北建立“第二满洲国”的政策,被称为“对支一击论”,杉山元陆相、梅津美治郎次官等都强调这种主张。与此相对立的,是以参谋次长多男骏、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一派提出的“慎重论”,亦称“不扩大论”。他们认为如果派兵会引起长期战争,因而主张避免开战而专心对苏联加强战备。这批人实际上也是侵华老手,那个石原莞尔更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三羽乌”之一,他们只是主张缓进蚕食而已。

在日本军部内,主张迅速对中国采取进攻行动的一派占有绝对优势,这时日本的大财阀们又大多赞成乘这一时机对中国实施打击,以武力确保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控制,于是在政界就出现了被称之为“军财抱合”的体制。7月11日,在卢沟桥附近作战的日本支那驻屯军已经与中国第二十九军达成了停战协议,两军正式停火。可是,同日近卫首相与内阁的外、陆、海、藏相举行五相会议,会上一致认为现地交涉已经没有必要,即使达成协议也要废弃,并同意参谋本部的出兵计划。当天近卫首相又将上述决定上奏天皇裁可。此后的谈判交涉,其实都只不过是争取时间、麻痹对手的缓兵之计。

当时国民党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当局仍然抱有和平解决争端的希望,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7月18日,第二十九军长宋哲元到天津访问了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部,表示遗憾,承认了驻屯军提出的“关于取缔中共及排日运动等有关条件”。不过此时日本仍然加强增兵,大规模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

国民党决心抗战

尽管这时国共两党谈判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但在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权问题上的争论尚无最后结果,于是,7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自行改编,等候出动。这时国民党南京政府鉴于日军压境,也感到无法再行退让,在继续对日交涉的同时公开表示了抗战的决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调动了部分军队北上,支援在北平、天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

7月17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的避暑地,被称为“夏都”的庐山发表了谈话,其结语这样说:“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次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政策。

在蒋介石发表那篇著名的“庐山讲话”的同日,周恩来偕博古、林伯渠也上了山,代表中共中央对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表示坚决支持。接着,日军于7月28日占领北平,7月30日占领天津。日本人对华北的大举进攻,终于使南京政府改变了前一阶段的犹豫态度。

蒋介石借抗战解决军阀割据

在举国抗战的呼声中,原先划地自守的各个军阀差不多都表示要派兵到抗日前线,远在深远后方的四川各军阀也都通电全国“请缨杀敌”。既然各省都表态要服从中央抗日,蒋介石也有了摆布和收拾他们的理由。

抗战爆发后,在全国一致抗战的气氛下川军也大都上了前线。首批部队奉调增援山西后,当地的土皇帝阎锡山就骂这些部队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四川军阀部队的素质确是糟不可言,不过广大军民出于保卫祖国的同仇敌忾,仍有过慷慨悲歌上战场的一幕。如在台儿庄附近的藤县战斗中,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全师坚守孤城三日,最后几乎全部殉国,写下了抗战史上英勇悲壮的一页。不过,蒋介石调川军出老巢,“醉翁之意”却不在军事方面。一方面,蒋介石借口前线兵力不足,将战斗力不强的川军除西康的刘文辉部外几乎都调上前线;另一方面,实力雄厚的中央军却源源开入了后方四川。

蒋介石不仅对待川军如此,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将桂军开赴华中抗日战场后,中央系也接受了广西省政。此后,中央军又以抗战之名开进云南,甚至在盛世才反共后还“西出阳关”开入新疆。这样,除了沦陷区、西藏和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外,在抗战期间蒋介石完成了对国内其他地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