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四、抗战胜利突来,双方各有忧虑(1)

 

胜利的狂欢

日本投降和抗日战争胜利的来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突然的。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日本的败局已定,不过在中国战场上中日双方力量的总体对比还处于均势。由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努力,特别是美国的打击和苏联的参战,使日本实际上有条件地接受了投降。中国的抗战还处在相持阶段,没有展开全面的战略大反攻就迎来了最后胜利的结局。

正式的历史书都记载着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正式投降,可是中国人民普遍得知抗战胜利的喜讯是在五天前的8月10日之夜。那天晚间盟国突然宣布:日本天皇已向盟国提出愿在保留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宣言》。消息从广播中传出,中国的抗日后方立即出现了狂欢之夜。当时,从国统区的中心城市重庆、成都,到解放区的后方延安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顿时成为狂欢的世界。

国民政府陪都的情况,如同当时的报纸所载的那样:“日本投降消息传出,重庆大欢乐,百万市民兴奋不眠。”在大后方的其他城市也是同样。8月10日晚间8时,延安清凉山的新华社也收到盟国电台关于日本乞降的广播,整个古城顿时沸腾起来。在这个晚上,延安是火把的世界,是黑夜中的光明世界。在市内和城外的几条山沟里,火龙彻底不息,欢呼和锣鼓、鞭炮声震动天地。

兴奋之余的忧虑

当时人们都兴奋地欢呼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其实根据政治家和史学家们冷静的分析,东京的最高决策者并非无条件投降。战前日本的政体是天皇制军国主义,掌握国家绝对统治权的是皇室,首相不过是经常更换的臣仆,军部也是工具。了解历史的人其实都明白战时日本真正的头号战犯是谁,不过日美双方在结束战争前已讨好了条件,加上美国也认为保留天皇制对控制日本有利,于是就只追究二流角色的战争责任,对日本侵略罪行进行清算的东京审判也远远没有对纳粹德国的纽伦堡审判那么彻底。战后日本当权者屡屡否定侵略责任,恰恰也在此种下了根子。

在中国土地上,有识者在兴奋之余也不能不满怀忧虑。战胜了日本并不等于带来了和平。对于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有志者来说,中国最主要的民族敌人被打败了,可是争取国内民主的斗争却仍然摆在面前。那些反动独裁统治者,此时并没有因侵略者投降而开放民主,而是更加处心积虑地研究如何进行内争。此刻的蒋介石听闻喜报后不喜,反而是眉关紧皱,全无欢颜。8月10日晚间喜讯传来后,他马上召集心腹开会,紧张地研究对策。令后人感到惊讶的是,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蒋介石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是以伪军为对象,他命令伪军为他看管好日本占领的各大城市和地区,不得受“本委员长”之外的“收编”,说穿了就是不准向共产党投降并交出这些地区。

8月11日,重庆中央社又以广播的方式公布了蒋介石下达的两个命令。一个是他在8月11日给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命令,一个是他于同日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蒋介石在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蒋介石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则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两个命令,立场和爱憎何等分明!围绕着抗战胜利的果实归谁这一问题,国共双方立即展开一场激烈争夺。

毛泽东在枣园空前紧张

在延安听到庆祝抗战胜利的锣鼓声后,窑洞中的毛泽东和其他党政军领导人都感到胜利来得太突然。日本宣布投降时还在延安待命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对此回忆说:“摆在面前的问题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是在日本投降之前,对形势发展估计不足产生的。苏联对日本一宣战,日本很快就宣布投降了,对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事先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日本一宣布投降,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下,以及物资准备等方面都感到措手不及,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一重要历史转变关头,全国各战略区的领导人大都集中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结束后,绝大多数代表留在中央党校进一步学习大会文件,并研究下一步反攻的问题。

当时中央军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和不久将要面临的反攻任务,提出要准备实行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此各地代表都研究了回去后如何将分散游击的队伍集合起来,实行大兵团作战的问题。中共七大之后毛泽东在军事上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日本即将失败的形势发展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历史的档案和文件都证明,他这时的主要着眼点是考虑美军在中国东海岸登陆的问题,解放区的重点发展方向也在中国东部和南部。进入8月以后,毛泽东就战略发展起草了两个最重要的电报。一是发给中原地区的李先念等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是:“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准备工作,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到来的内战局面。”另一封电报是发给广东区委的,要他们准备迎接率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经过第二个“万里长征”、进入湖南的王王(王震、王首道)部队。此时,毛泽东估计日本投降还有一年,各项工作也都是以此为基点进行准备。

8月9日上午中央在杨家岭开会时,得到苏联出兵东北的消息。可是,还没有等到确定与同为共产党人、并能“痛快”配合的苏军如何联合“作战”,第二天晚间就传来日本乞降的消息。住在枣园的中共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之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最忙;朱德总司令历来表现不慌不忙,悠哉游哉,事情却处理得从容不迫;而任弼时当时重病在身,力不从心,只是着急。延安获悉日本政府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后,从8月10日深夜12时至8月11日下午6时这18个小时内,毛泽东伏案奋笔,连续亲自起草了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七道命令。

毛泽东在延安总部起草的这七道公开命令,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在政治上显示对日反攻的声势。在军事行动方面,中央军委根据各战略区的实际另行制定了各自的任务。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命令确定了当时的主要行动目标是:“目前阶段,应以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命令还强调:占领一切可能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当时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各地的日伪占领的重要城市和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