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四、抗战胜利突来,双方各有忧虑(2)

 

奔赴大反攻的战场

不过由于胜利来得突然,事先未很好准备,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立即投入作战的部队不多。八路军原先的野战部队数量有限,1942年困难时期又实行“主力地方化”,许多旅、团建制的部队都穿上便衣,改成县大队、区小队,进行分散的游击战。此刻为了大反攻,中央军委又临时下令将大批地方部队组成能机动作战的大兵团。虽说已是争分夺秒,可是动员、集中和重新编组免不得耗费时间。如晋察冀军区一个月内就将部队扩大到20多万人,比过去增加了1倍多,许多战士还没有军装,头上扎一块白毛巾,匆匆认识了一下各级指挥员,就靠着称为“11路汽车”的双腿,在各地崎岖的小道上奔向争夺胜利果实的战场。

由各根据地集中到延安的领导干部,此时也急着赶回原来的岗位。当时设在延河南岸的中央党校以及设在延安东北部桥儿沟的鲁艺,学员们也大都在紧张地收拾行装,一批批干部相继离开这块吃过小米、读过马列主义的圣地,向各根据地进发。为了争取时间,中共中央还向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通报,要他们派飞机来延安并转飞华北敌后的前方简易机场,以接运在当地的美国飞行员。这些飞行员都是战时被日军击落或因飞机出现故障而伞降于敌后,被抗日根据地军民营救出来的。

当美国的C-47运输机在延安东关机场降落,与中共中央外事部门取得联系后就要马上转飞冀察冀或晋冀鲁豫地区时,熟悉英语的黄华等人就上去与驾机的美国飞行员交涉,要他们在飞机上顺便搭载一些联络人员和顺路者。为尽快接运自己获救的同伴而有求于八路军的美军人员当然不便拒绝,于是一些他们看来着装普通但年纪稍大的人随即上了飞机,几小时后就飞越了徒步几十天才能完成的行程,到达了太行山麓和易水河畔。多年后美国人才知道这些顺路搭乘飞机的客人原来大都是驰名天下的各个解放区的领导人,其中有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林彪、萧劲光等。下了飞机后,他们又像接力赛似的骑上骏马,奔赴各自分担的任务区。

蒋伪迅速合流

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首先倚重的是前几年由国民党内部降日的汉奸汪精卫。抗战期间,汪精卫网罗20多名叛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50多名国民党军降敌将领于1940年在南京建立了伪国民政府。这个政权下属的80万伪军,绝大多数也是由降日的国民党军编成,是侵略者的帮凶,在日本投降后本当以附敌治罪,可是在国民党当局奇怪的政策之下,这些民族罪人却摇身一变,改换门庭,成为帮助国民党军接收的先锋。一手导演这幕丑剧的,又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的头子戴笠。进入1943年以后,日军的形势江河日下,作为蒋介石心腹羽翼的军统特务就展开对日占区伪军的“策反”工作。从当年起军统就正式成立了“策反委员会”,大力勾结汉奸和伪军,开展美其名曰的“策反工作”。

当时,南京汪伪政权的军队共编为6个方面军,分别由任援道、孙良诚、吴化文、弱岗峰、庞炳勋、孙殿英这6个过去降敌的国民党将军任总司令。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同样也出自国民党军中。由于人熟路熟,军统特务很快通过关系秘密找到这些人,交代任务,许以日后不仅免罪还可论功。这些民族败类当初降日就是为个人私欲,如今见日本大势已去,自然想在重庆方面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于是一拍即合,都私下答应“暂留敌营”,先与日本人一起进行反共作战,将来时机一到,就充当中央的“先遣军”。

国民党当局不仅积极联络关内的伪军,与东北的伪满头目也建立了关系。1945年3月下旬,作为东北军将领的第一战区临泉指挥所主任何柱国向蒋介石侍从室送上一份文件,原来是通过老关系转来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报告。这个老汉奸见形势对日本不利,也向蒋介石秘密输诚,并建议首先扩大伪满军队,伪满与华北合流,将伪满军推进华北,以免华北沦于共产党。蒋介石马上批准军统与之联系。张景惠在伪满崩溃之际还自感胸有成竹,被苏军抓捕前夕还在一心等待“中央”。

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军”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突然传来后,伪政权的汉奸们也马上积极行动起来。8月15日当天,在汪精卫死后代理主席职务不到一年的陈公博主持召开了会议。如今日本垮了,陈公博等人还硬说自己的“曲线救国”与重庆国民党当局的“直线救国”是殊途同归。但是他们也明白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以实力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投靠,以抵抗共产党而保全地方来将功赎罪。可是蒋介石当时在重用汉奸时有所选择,因此南京伪政府内地位居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汉奸头目的陈公博和周佛海首先发生争斗。

多少有些书生迂腐气息的陈公博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曾于1921年作为广东代表参加过党的一大,可在第二年就脱离组织去美国留学。此人回国后就投靠了国民党。抗战开始后不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的陈公博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随汪精卫一同叛国。到了1943年夏天,他见日本大势已去,才对当初的选择产生悔意,派人到重庆向戴笠送信并转告蒋介石,表示愿立功赎罪。重庆方面此时却看不上这个汉奸名气很大却又没有实权的家伙,主要倚重地位仅次于陈公博的周佛海。周佛海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个见风转舵、投机成性的家伙。20年代初他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共产党,又在1921年7月到上海参加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是三年后见国民党给他厚禄高官,周佛海又脱离了共产党。抗战开始后,周佛海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与陈布雷并列为蒋介石的“文胆”。可是看到武汉失守,周佛海又追随汪精卫投敌。投敌之后仅过了三年,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前景不妙,这个官居南京伪政权第三位的家伙又感到后悔。他随后又与军统头子戴笠建立了联系,并派代表到重庆向蒋介石请罪。

此后,周佛海一起坐镇上海而不去南京任职,因为那里存储着伪政权的多数货币准备金,还驻有伪政权的中央税警总团,兵力超过万余人,装备在伪军中也堪称头等。周佛海一面将财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一面要税警团及沪杭一带的其他伪军直接听命于自己,一时成了长江下游沦陷区最有实力的汉奸,并与军统头子戴笠建立了电台联络。得知日本要投降的当天,周佛海就亲电重庆担保守住京沪地区。不过同时他还请求给予官衔,其用意是让蒋介石公开承认他的地位,日后安全就能确有保证。对周佛海的要求,蒋介石有些为难。公开任命一个全国第二号汉奸为“党国”官员,毕竟是大失人心也很不光彩的事。可是戴笠感到如不封官,这些伪政权头目心中无底,担心蒋介石过河拆桥,可能不会尽力。

次日即1945年8月11日,已在东南地区的戴笠就马上致电蒋介石报告:“上海情形混乱,金融无市,拟由周佛海担任上海行动总队,掌握伪方军警力量,以免奸伪乘机捣乱。”8月12日,蒋介石批准了这一建议。考虑到周佛海的力量主要在上海,南京伪军的头号实力派是任援道。12日当天,重庆的委员长侍从室也发出对南京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的任命:“任命任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线及南京治安。”摇身一变的汉奸机构及其下属军队根据刚接到的蒋介石“维持秩序”的命令,宣称要继续实行统治,并要当地日军服从他们的指挥。就此,主子和奴才的地位一下子颠倒过来。

当时,不仅周佛海加封了官职,南京下属的六个方面军的总司令任援道、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庞炳勋、孙殿英,以及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都被国民党授予“先遣军总指挥”、新编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称他们为“自新军”,作为“国军“的一部分。对于东北伪满政权的汉奸们,国民党当局也予以重用。日本投降后的三个月内,由于八路军已经抢先进入东北,苏军只允许国民党行政人员进入”接收“而不许军队开入,于是蒋介石又拿出军阀混战中收买加委的惯技,由国民党党部和特务机构先后派出大批”侯专员“式的人员到南北满去收编土匪伪军,给他们封官加委。于是乎东北境内一时有上10万胡匪变成”中央先遣军“,那些残民以逞的汉奸匪徒大都一跃而为”国军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