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四、抗战胜利突来,双方各有忧虑(3)

 

利用日军当“守备队”

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广大沦陷区内最强的一支武力,还是为数110万人的日本占领军。这时真正能向日军下命令的,是拥有最强大实力的美国,杜鲁门此时采取的政策,又恰恰是“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当东京皇宫里的当权者终于递上降表,正式屈服于美国之后,实现这一美梦的最大障碍就是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兴起的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白宫当权者们研究在太平洋战场受降的问题,中国战区又被放在头等关注的地位上,考虑的重点则是如何阻止共产党利用日本投降壮大自己的力量。

按照国际间正常的战争惯例,投降者应该向与自己当面作战者缴械。在中国战场上,差不多半数的日军在敌后战场与解放区军队作战,按照常理,应该让正面战场的日军向国民党军投降,敌后战场上的日军则向解放区军队投降。可是美国国务院的谋士们却反对按照正常的惯例受降,认为让中共部队接受日军投降是危险的。因为这会使大半个中国马上被共产党接收,以致使美国的在华利益不能实现。

在太平洋战场担任作战指挥的麦克阿瑟,此时被任命负责安排日本投降事宜,他对共产主义极端仇恨,一听到日本表示投降,麦克阿瑟马上向国防部提议,应命令中国战区的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投降。8月15日,麦克阿瑟向日本大本营下达的受降范围的命令中,规定除中国长城以北为苏军受降范围外,整个中国境内、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均为蒋介石指挥的中国军队的受降区。日本的支那派遣军、台湾的第10方面军、越南北部的第38军应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这一地区投降,违者要予以惩罚。

此时让蒋介石的军队去受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却办不到。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了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于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决定打破常规,采取了一种“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的政策。如此这般,转眼间昔日作为作战对手的日本侵略军,立即就变成执行自己反共任务的盟友。而此时的侵华日军头目,也把保存自己实力并逃避惩罚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和蒋介石身上,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蒋介石的“要爱敌人”策略

当时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是设在南京大方巷原外交部大院内的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1944年12月接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的是冈村宁次大将。冈村宁次虽然后来被中国共产党宣布为头号侵华罪犯,但后来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庇护而逃脱惩罚。8月15日当天,冈村宁次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其“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随后他又得到远东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关于只能向美蒋军队缴械的通告。起初有所犹豫并试图多方试探的冈村宁次就此打定主意,只接受美国和国民党政权的命令。

8月17日日本支那派遣的军使到达了天长县新四军军部。然而投降谈判还未正式开始,他们马上又接到来自南京的总司令部的命令,要其立即返回。8月18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向冈村宁次发来密电,其内容是:“在此时机,不如将赤色势力引入支那本土,使之与美国方面势力发生冲突,造成东亚混乱,我日本可收渔人之利。”这一方针反映了日本军部中的某些人的想法,准备让侵华日军让出部分地区给中苏两国的共产党军队,使之与美蒋接收部队冲突,大日本帝国就可能在夹缝中求得复兴。

冈村宁次经过短暂考虑,马上表示反对,称:“应该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果然,以后国民党声称他“协助政府接收有功”,对这个侵华头等罪犯宣判无罪。蒋介石此时也对侵华日军多方表示好意。8月15日上午蒋介石亲自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宣读“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讲话”,这个讲话被称为“以德报怨宣言”。在这篇讲话中,蒋介石虽历数了侵华的罪行,也称赞了国内军民的抗日精神,却又说道:“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说的‘待人如已’与‘要爱敌人’两句话。我们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以德报怨’,为我民族至高无上的德行。”

在日军尚未解除武装、罪行尚未清算之际,蒋介石发此怪论,只能是想对其加以利用。此后国民党对宣布投降的日军予以厚待,就为这种“爱敌人”之说做了一个注脚。由于侵华日军接受美蒋的命令,不仅拒不向解放区军民缴械,还在部分地段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反攻,夺回了刚刚放弃的一些城市。此后,日军又为国民党军的空运、海运和陆路进军提供掩护。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为打乱国民党调动兵力进行内战的部署,并迫使部分日军和伪军投降,只能在各地继续向日军和伪军展开攻势。

日本投降而不缴械

8月21日,日本支那派遣军的洽降军使到达湖南芷江,举行了洽降仪式。作为盟国的美国人堂而皇之地和国民党军将领并坐在受降席位上,而作为中国敌后战场抗日主力的共产党军队却没有任何代表出席,甚至不邀请新华社记者参加。据后来公布的历史档案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证实,在日军降使今井武夫住所的非正式会谈中,一场具有实质内容的交易正在紧张进行,双方研究的主要内容,又是如何防止中国共产党接收,将沦陷区及日军的装备物质完整地交给国民党当局。8月23日今井等人的飞机刚刚从芷江起飞返航后,何应钦又马上致电冈村宁次,明确把解放区军队称为“匪”,还提出要日军夺回被敌后抗日军民收复的土地,再交国民党军。

根据芷江会谈取得的结果,从8月27日起,国民党军开始由美国飞机空运进驻南京,接着又空运至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接受侵华日军投降。9月9日在南京城内举行侵华日军投降仪式后,冈村宁次仍然回到设在大方巷的总司令部办公,并得到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新任命---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这个联络部,实际上就是原来的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原有的机构保持不变,地点不变,并继续指挥部队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

当时,长期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终于投降,的确是中国人民值得庆祝的事件。然而由于美国和国民党实行利用投降日军对付解放区军民的政策,导致中国战区的日军受降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国民党不仅单方面垄断受降,并且与日军联手反共。宣布投降的日军按照国际惯例应是战俘,可是国民党方面为对其表示尊敬竟发明了一个名词,称其为“徒手官兵”。严格讲来,许多日军在投降数月后仍不“徒手”,还拿着武器与解放区军民作战。

这方面邮典型的事例发生在山西战场上。日本宣布投降后阎锡山马上与日本第一军建立了联盟关系,双方共同对八路军作战。日军遣返回国时,阎锡山还要将山西的6万日本军人全部留下作为“反共志愿军”,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却也留下了1万人。1945年10-11月间,国民党军方宣布在各地举行正式受降仪式,其中也包括了太原、大同。其实在山西境内这一仪式根本没有举行。为在报纸上有照片作证,阎锡山专门与日本第一军的头目谈妥,让全副武装的日军徒手出操时把枪支架在操场上。此时第二战区长官部派人拿着照相机到日军营区拍照。这些照片发表出来,上面可看到一排排枪支整齐地架好,后面站着徒手列队的日军,是标准的“受降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