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五、两大对手渝州相见

 

一线和平的光?

中华民族的共同仇敌日本一投降,国共两党的矛盾立即上升到第一位的高度,不过在大规模的内战展开之前,中国大地上还出现了一线和平的光?,两大对手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相见,曾使几亿国人一时产生了殷切的希望。在新中国成立后直至80年代的一些党史书上,把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只写成揭露蒋介石假和平面貌的一种策略,其实这是不全面的。在1945年8月那个形势瞬息千变的环境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既做了以战争对付国民党反共内战的准备,也是诚心诚意地争取和平。

按照后来的党史划分法,往往把日本投降至翌年夏天全面内战爆发这10个月称为“过渡时期”,意思是从争取和平到战争全面开始的过渡。其实当时也讲过渡,打算却是争取由局部内战向和平过渡,只是没有实现而已。当时变和平,是国际国内大气候的需要。抗战胜利的来临,一方面使百年来受尽来自西洋和东洋欺凌的中国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全胜,一方面却又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内战威胁。历经战祸的人民不想再打,中国共产党人其实也竭力试图避免内战。至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时也高喊过“和平建国”。于是,出现了中共中央一度估计过的“三三合作”维持和平的可能,那就是:

世界上美英苏三大国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中国社会上三个阶级合作,即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合作,维护国内和平;国内政党中三大力量合作,即共产党、国民党和民盟合作,维护和平建国的局面。当然,在争取和平的时候中共中央也充分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所以始终处在做两手准备的主动地位。

毛泽东对“和平发展新阶段”的估计

1960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由于受当时强调革命武装斗争的政治气氛影响,收录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的指示和文电时主要选择强调战争准备的内容,对有些原文还作过删节。即便如此,在第四卷中收入的1945年8月26日的指示电中,还保留有毛泽东对中国可能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的估计。

如果全面地看待历史,可以看出在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前的长时间里,中共中央的着眼点主要是准备对付内战,对和平极少抱有希望。毛泽东判断国内和平可能实现并决定前往重庆谈判,是在8月下旬。就在此前的十几天里,中共中央还一直强调内战临近,并不准备举行与蒋介石的最高级会谈,只是由于国内外情况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在这很短的时间里有了一个重大变化。

刚刚得知日本乞降的消息后,第二天即8月11日毛泽东致电正在南下的王震指出:“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临近,你们的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舍命,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由于这种“内战临近”的判断,8月12日毛泽东既要求晋绥、晋察冀两军区部队“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又要求华中局“准备内战战场”。8月13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撰写了社论,题目就是《蒋介石在挑动内战》。8月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又将蒋介石称为“人民公敌”。

这种军事上的布置和政治上的宣传,都是准备应付大打。可是几天之后,这一切又发生了突变。首先是国内出现了一股呼吁和平的空气,许多中间力量和社会舆论都要求国共两党合作建国。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

蒋介石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于8月14日公开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电,称“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两天之后,毛泽东以不太客气的口气发了回电,要求他对朱德总司令驳斥其要求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的电报表示意见后,再考虑见面问题。蒋介石当时是不可能认错的,不过他却于8月20日再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电,而且口气恳切地称“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其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

对第二次邀请,毛泽东于8月22日复电表示先派周恩来去渝会见。蒋介石于23日又电毛泽东,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摆出一副非要与毛泽东当面谈判的架势。蒋介石这三封电报,还通过中央社和其他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国民党的公开报纸暂时停止了对中共的点名攻击,这明显是想在国内外舆论面前把争取和平的旗帜抢到自己手里。据后来透露出的消息,蒋介石的这些举措是政学系头目吴鼎昌出的主意,因估计毛泽东不敢前来,就故作声势,以便将不愿和谈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

当时在国共之间的中间阶层中,确有些人认为与蒋谈判无益,如原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就认为蒋介石一向言而无信,与之谈判只能吃亏。海外进步华侨领袖陈嘉庚也认为与蒋介石谈不出结果。不过从多数人的意向看,还是希望毛泽东能与蒋介石面谈,以制止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内战。此刻在国际上实力最强的美英苏三国,也都表态不赞成中国内战,美国特使赫尔利早就提出要接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并一再表示“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及其随员在会谈后能安全返回延安”。过去人们常说这是美国帮助国民党进行和平欺骗,不过从后来公开的历史档案看,美国当权者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当时已经认定内战爆发对蒋介石并不利,想以和平方式溶化中国共产党。动机虽不良,想要和平还是真的。

由于这时的美国对中国问题有最大的影响力,毛泽东首先重视美国的态度。同时,共产国际解散后仍被公认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的表态也对中国共产党有重大影响。8月20-22日,斯大林向延安的毛泽东接连拍发了两封电报,说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电报中还说明美英苏三国都反对中国内战,并保证毛泽东去重庆的安全。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不过考虑到美国、苏联会对他形成制约,确定和平的可能性主要由此而发。

毛泽东提出学习法共

既然认为“和平是能取得的”,原先以武力夺取政权的计划自然也要修改。于是,毛泽东对整个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也有了一个新设想。在毛泽东赴重庆的前五天,即8月23日,因萧劲光等一批高级干部马上就要离开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为了使大家对中央的意图和战略全局心中有数,毛泽东以交底的方式谈了这一时期的打算:这次去重庆谈判,我们提出了十四条,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甚至可能要打痛他,逼他承认这些条件。因而在最近两星期要进军,今后还有一段时期要进军,向日本占领地进军,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要在蒋介石、美帝国主义面前摆出一个中国内战不是那么好打的态势,取得我们在谈判中比较有利的地位,以争取和平。

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走长期的、迂回曲折的道路,准备对付最大的困难。如果蒋介石应允了条件,我们就要暂时走法国的道路,戴高乐领导,共产党参加政府,。那就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时期。”如今回想起来,如果这个“走法国的道路”,却又不学习法国共产党交枪榜样的设想实现,当时中国就会出现“一国两制”的局面。国内成立国、共、民盟三方组成的联合政府。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

毛泽东当时提出向法共学习,是一度想走法国共产党加入戴高乐政府的道路。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与之有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法共参加政府是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和国内被英美盟军占领的实际交出了武装,中共却没有打算交出一枪一弹,也不交出解放区政权。假如这个“走法国道路”能够实现,那么整个中国现代史都要改写了。然而重庆谈判及以后的中国客观条件决定了这条路走不通,还是要“走俄国人的路”,用武装夺取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