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一、十年仇敌,共御外侮(4)

 

上海“八一三”抗战

华北抗战开始后,上海方面又很快进行了“八一三”抗战。对于上海战事是谁开的第一枪,后来也曾有过探讨。不过严格来讲,一场大规模战争中的这些细枝末节并不重要。日本进攻上海早在预定的计划之中,在华北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同时,日本参谋本部于7月29日拟订的作战计划规定:“击败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确保该地的稳定,作战地区大体上限定在保定、独流镇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兵力在青岛、上海附近作战。”当时,日本政府已命令居住在长江流域的日本侨民撤退回国。随后,出现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强行闯进中国保安队守卫的上海虹桥机场事件。

日本政府以8月9日闯虹桥机场的两个日本军人被击毙一事为借口,10日在内阁会议上即决定向上海出兵两个师团。当时中国没有正规军在上海,为应付紧急情况并争取主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德式装备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穿上保安队的服装,于8月11日进驻上海,并以海军封锁长江口。在这种双方都剑拔弩张的形势下,8月13日张治中率领的入沪部队在日租界附近修筑工事时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交火,著名的“八一三”抗战开始。

上海抗战开始后,蒋介石随即投入了南京政府的多数精锐部队,固然体现了中国方面的抗战意志,实际上也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对国际干涉的幻想。西方人确实曾出现干涉,8月中旬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大使联合发出通告,要求不要使战火扩大到上海,并出面调解,可是日本根本不予理睬。70年前想“脱亚入欧”的日本人,此时自感羽翼已丰,对欧美人也不买账。蒋介石孤注一掷迅速求和的幻想就此破灭,日本人的速胜梦也未做成,只有中国共产党人预见的持久战局面随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国共谈判有了结果

由于日本人打上门来,长期拖延不决的国共谈判也有了结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时,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到红军改编问题时态度有很大让步,设立统一指挥机构得到同意,国民党可不派指挥人员而只在各师设联络参谋。对南方红军游击队,也可以再编一个军。总之,这时蒋介石急于把共产党和红军调上前线去打仗,至于诸多的麻烦事,他认为可以由日本人来解决。

8月18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同意将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以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同时,南京政府也公开表示了与苏联合作的态度,于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宣布接受苏联援助。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其实,这种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做给日本人看的,分明是表示说:你若再逼我,那我就要专化了!军事问题虽勉强达成协议,但国共两党关系的政治问题却没有解决。

国民党并不承认“国共合作”这一提法

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的炮声使国民党同意与共产党一致对日作战,然而,合作的形式却是极其特殊和很不平等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就宣布实现了国共合作,以后在史书上也一直如此说,可是查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讲话,以及国民党中央发布的文件,却从来没有用过“国共合作”一词。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于7月14日上庐山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一文件交给蒋介石,希望能够发表。蒋介石开始还提笔改了两个句子,随后却又压下不发。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以政府名义发表中共这样的文件等于承认了国共合作这一概念。

周恩来后来对蒋介石这一心理有一段描述很贴切:“他们原则上不承认中国有阶级的对立,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对等的地位,甚至不承认其合法的存在。”国民党这种态度也并非偶然,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对待国民党的态度从来就是不平等的,严格而论,当年孙中山也没有用过“联共”一词,只是用“容共”一词,因为在他看来,有党员数十万的国民党只能与苏俄这个大国联合,对只有几百人的共产党只不过是“容纳”其加入以补充新鲜血液。孙中山去世后,左派人士和鲍罗庭等对这位领袖当年的做法加以总结,从而概括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蒋介石对共产党也只讲到“容”,后来又加了三点水变成“溶”,这倒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的内在用意。

吸收红军参加共同对日作战,这在事实上是同共产党合作,只是国民党以妄自尊大的态度居于国内各党派之上,不肯用“合作”之类的名词。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国共之间的关系长期在政治上没有明确定义,处于一种严格来讲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之中。由于国民党当局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组织和其他党派在政治上的地位,更不愿承认中共军队的独立性,因此邀请中共人员加入国民参政会时,只承认其是“文化团体”的个人代表而非党派代表,其依据又是参政会条例中“曾在重要文化团体和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的规定。对此,毛泽东曾以嘲笑的口吻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我们是‘武化团体’。”恰恰是由于有军队这一点,蒋介石对这个恨之入骨,一直不愿意正式承认的“文化团体”却又不得不在对日作战中加以利用。就此,国共双方在抗战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周恩来所概括的“默认中形成”“习惯中发展”并充满矛盾的合作关系。

西北联合政府流产

按照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发布《八一宣言》时的打算,是准备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建立抗日联合政府,红军参加抗日联军。可是这一打算未能实现,关键在于实力相差悬殊。西安事变前,中共中央曾计划以西北的8万红军再联合17万东北军、4万西北军,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政府”,控制大西北,背靠苏联,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得到武器和物资援助,这样共产党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发言权就大不一样。可是由于两件事出了差错使这一计划流产:一是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出并控制,二是红军西路军覆没于河西走廊。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未听周恩来之言,送蒋介石回南京请罪,结果被扣留不得返。东北军群龙无首,加上其底子是由张作霖的胡匪队伍演变而成,素质很差,经不起蒋介石的威胁和特务的收买拉拢。1937年2月初,东北军因无人能控制而出现少壮派发起的“二二事变”内讧,国民党中央军乘机进兵西安,东北军面临着东调安徽和西去甘肃两种选择。此时军中多数将领不愿西去贫困的甘肃,只要蒋介石能给他们发饷就愿意东出潼关,于是不再与红军联合而听命开拔,此后被蒋介石分散调配,整个东北军系统就此瓦解。

东北军一走,杨虎城的西北军孤掌难鸣。他本人听命出洋,部队也被蒋介石收编。等到抗战开始后杨虎城从美国回来,未赶到原部队就落入戴笠的特务之手。1949年9朋,蒋介石到重庆应付残局时,特务头子毛人风询问是否再把杨虎城转到台湾关押。蒋介石说:“若不是他和张学良作乱,共产党早叫我消灭了,哪里会有今天?搞掉算了。”结果几天后,杨虎城及其子女就在戴公祠被军统特务手刃。据说张学良掌握着蒋介石的一些秘密并由其亲属放在美国的保险柜中,所以虽被长期监禁却留得一命。

原先与红军合作的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被调走和改编,“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局面瓦解。1937年3月,红军的西路军又在甘肃河西走廊被马家军消灭,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并得到武器物资援助的希望也落空。红军实力消弱,谈判中的地位自然要降低,建立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的要求根本不可能被国民党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