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六、“向北发展,向南防御”(2)

 

苏军同意八路军以不公开身份进入东北

自毛泽东赴重庆后,中共中央一面在翘首等待东北的消息,一面也计划新的战略行动方针。考虑到苏军也许会持反对态度,中央初步设定了一个以20万大军夺取中原的计划。然而东北形势的变化,使中共的发展方向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9月14日下午,曾克林见到刘少奇等中央负责同志,详细汇报了他们进入东北的情况。9月14日晚至15日上午,苏军代表卫斯别克上校以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会谈关,苏联红军代表向朱德总司令递交了一份通知,虽篇幅不长,却堪称中苏关系史上的重要文件。该文件明确在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红军撤退后,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同时,该文件还对八路军抱深厚之同情。

苏军代表随即还说明,进入沈阳的中共部队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会在国际上造成影响,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所以才提出这样一个通知。不同意打着“八路军”旗号的部队进入东北,又表示“深切的同情”,中共中央抓住苏军的这种两面态度,表示可不用共产党、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听到中共中央这一表态后,苏军代表就对八路军进入东北不再提出异议,并同意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交给八路军。苏军代表还希望中共中央马上派负责同志去东北,以便协调苏军与中共出关部队的行动。

在实行高度集权的苏联,校级军官绝对无权作出这种涉及重大国际问题的表态,作为方面军司令的巴林诺夫斯基元帅也不会有这个权力。这种姿态,其实是斯大林默许八路军以不公开身份进入东北的表示。苏军的这一态度,使中共中央极为振奋。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央当天就作出决定,派领导同志随这架飞机即刻去东北,这些领导人中有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并决定任命彭真为中共东北局书记。本着先行动、再请示的精神,刘少奇根据毛泽东原来的精神作出了全力争夺东北的决定。当紧急的公务处理完,派赴东北的领导干部已经乘飞机启程后,9月15日上午刘少奇才为中央起草了给以毛泽东为首的重庆中共代表团的电报。在通知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时,9月15日当天中共中央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正式向党内发出发展东北根据地的决定。

南方的收缩

大力北进,南方势必就要收缩。抗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线漫长,从长城内外延伸到广东沿海,纵贯全国,兵力外于分散状态。长江以南的各个根据地面积小、部队少,又靠近国民党所占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在日本投降、日蒋矛盾消失的情况下,很快有遭受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危险。不改变这种被动态势,在内战中定会招致重大损失,也抽不出多少部队进军东北。对此,刘少奇也与黄克诚持同样的意见,主张撤出江南各个解放区,以缩短战线,还可以腾出较多兵力发展东北。

决心进军东北之前,19459月年初中央已开始在南方收缩战线。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党中央指示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自广东北部“北上与新四军五师(鄂豫边靠拢)”。确定全力夺取东北的决策后,中央随即作出了从南方北撤部队的部署。在9月17日至19日这三天中,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安排,提出“为了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必须调兵北上”“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和东北出动”“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随后,中央又确定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分局和军区领导机关以及山东5个主力师、18个基干团进入东北,由新四军军部及一部北上接替山东工作。

9月19日,根据全力争夺东北的战略规划,刘少奇为中共中央正式制定了概括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对于刘少奇在历史紧要关头代表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表示了赞同。9月19日,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亲自复电中央,同意了刘少奇拟订的战略计划。10月8日,粟裕向中央报告,江南新四军主力已经渡过长江。这样,当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正式同意让出南方根据地并签订《双十协定》前,江南部队主力其实已经撤到江北。

初期进入东北的干部及主要部队

为加强进军东北的力量,中央原先从延安派往中南和华东的部队和干部在途中大都接到新命令,立即折向东北前进。林彪、萧劲光等人于8月24日乘美国派到太行山接运获救飞行员的飞机离开延安,准备去山东接替生病的罗荣桓。两人在去山东途中行至河南濮阳,突然接到中央的“万万火急”电报,命令原定去山东的干部立即转道去东北。林彪自己也提议改去东北,于是这一行人的行军方向由东转北,并快马加鞭地疾进。

中共中央开始曾考虑调动30万部队进入东北,然而各根据地抽不出这么多机动力量。奉命调赴东北的部队,有的也因途中受阻未到达。但是到1945年11月底,总共有11万多人进入了东北,其中主要的部队有: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部队近1万人,于9月上旬从陆路进入锦州、沈阳;冀中三个团、晋绥、冀鲁豫各一个团7000人,于10月间由陆路进入辽宁西部和中部;山东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师及第五师一部,共6万余人,由海路于9月至11月间进入辽西和南满,后以一部进入北满;陕甘宁边区的三五九旅、教导二旅和警一旅各一部,及抗日军政大学、延安炮校共1万余人,于10月下旬至11月间进入辽西,后大部转赴北满;新四军第三师3万余人则由黄克诚率领,从江苏北部启程经千里长途行军,于11月中旬进入辽西。这是当时进入东北的最大的一支部队。

除上述部队外,还有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的党政干部2万余人,包括作为100个团架子的各级干部。在苏军进占东北时,原东北抗日联军撤到远东的余部也从苏联红军返回。他们虽然只有几百人,却被苏军分派到57个城市,许多干部担任了苏军的卫戍区副司令。他们利用这一机会发展了许多地方武装,并与出关的八路军汇合,与中央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络。这支重要力量在发展东北时,因其具有地方特色,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先后到达东北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中,有20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占中共七大选出的全部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这时还只是中央委员的林彪因过去的战绩和在部队中的威信,被临时指定为东北地区的军事指挥员。10月下旬,鉴于陈毅率苏中新四军军部及主力一部已北移山东,罗荣桓等率山东军区司令部人员乘船从山东黄县龙口出发,渡过渤海湾,11月中旬罗荣桓赶到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