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六、“向北发展,向南防御”(5)

 

苏联面临外交压力

可是进入11月以后,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对苏联施加了外交压力,苏军对中共在东北活动的态度又有了变化。面对苏联秘密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蒋介石恼羞成怒。1945年11月5日,根据国民党政府命令,熊式辉与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了第四次会谈,声称:“中国军队不能进驻东北,国民政府不能接收东北,一切由苏军负责。”对此苏军开始仍持不着边际的敷衍态度,国民党当局为进一步施加外交压力,干脆于11月15日宣布撤回驻长春的行营。

11月15日当天,蒋介石又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求援,称:“苏俄违约背信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及秩序的重大威胁,唯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才能防止其继续恶化。”对蒋介石的求援美国虽表示同情,却出于对苏联的顾虑,一时未公开表态。然而苏联领导人却害怕得罪实力加大的美国,转过头来又向国民党让步。

此时,苏联虽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急于谋求一个和平恢复的时期,很怕再引起新的战争。苏联出兵东北后,首先和他们会师的并非是同他们有过正式协议的国民党,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共独立自主地进入东北后,他们虽给予了一些支援,却又担心如过于接近会引起国民党及其后台美国人的强烈反应,以致造成美苏之间的新矛盾。于是,苏方很快便不惜牺牲中共的利益,来换取国民党和美国政府的好感。

苏军态度出现又出现了变化

此时国民党不仅施加外交压力,其军队也攻入了东北,八路军因力量较弱无法阻止其前进。从11月上旬起,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以两个军的兵力从秦皇岛向东进攻,依仗着占绝对优势的火力于11月16日攻占了八路军据守的山海关,并向锦州推进。此时,苏军对国共双方的态度有了大变化。

11月10日苏军在与国民党长春行营的谈判中,已同意国民党军可在苏军撤退前五天空运部队到东北各大城市,以进行接收。当苏军将这一消息通知了中共东北局后,东北局认为国民党空运部队不会很多,所以以各大城市为中心部署了力量,准备待这些部队一降落就将其歼灭。决定刚刚做出,苏军的态度的进一步变化却使这一计划不可能实现。11月17日国民党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在长春机场准备上飞机时,苏军代表突然赶来,通知说苏军已奉命暂缓撤走,并加强城市的警戒,以便国民政府在东北接收。这样,董彦平等人又留在了长春。

苏军对国民党方面让步后,11月19日又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限令中共党的机关及所属部队,在三日内全部撤出沈阳、长春等大城市,以便他们向国民党办交接。苏军的出尔反尔,引起了中苏两党高级干部第一次激烈冲突。苏军驻沈阳的少将卫戍司令卡夫通找到了东北局书记彭直人,以粗鲁和傲慢的口气通知要他们退出沈阳,彭真和伍修权向他反复耐心地说明了不应撤出的理由,并请他向莫斯科转达意见。这位少将居然粗暴地说:“要你们退出沈阳,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赶你们走!”结果双方毫不客气地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当天,彭真等又向苏军提出要与马林诺夫斯基直接面谈,苏军却与中共东北局停止联络,拒不会面。对苏联这种态度,中共东北局极感愤慨,后来黄克诚甚至提出如苏军强行驱赶也要抵抗,以迫使苏军在某些问题上适可而止。此时毛泽东住院休息,11月2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电复东北局,指出应改变10月19日以来拒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方针,让出大城市,“争取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中央还解释说:苏方的态度是整个外交政策所决定的,底下的人是执行命令,要以大局为重,避免与苏军发生冲突。

当时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反复多变,其实都围绕着如何更好地维护其国际利益,尤其是受苏美关系所左右。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和谈判签订中苏条约时,美苏因共同对日作战关系尚好,斯大林在与蒋介石谈判时就不照顾中共的利益。日本宣布投降后,9月间因美国坚决不允许苏军在北海道登陆,因此双方在占领日本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矛盾,在伦敦外长会议上也发生了严重对立,且美国又停止战时以租借物资援苏的做法。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允许中共进军东北,随到又给予了一些秘密和有限的支持。可是进入11月后,苏联与美英两国议定下个月在莫斯科召开三国外长会议,有在国际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可能,因此苏联对中共又采取种种限制,并不惜违背诺言。

变“独霸东北”为“占领两厢”

鉴于无法占领东北各大城市,11月22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电文,指出今后东北的战略方针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所谓“大路”是指北宁铁路和哈尔滨至大连的铁路,“两厢”则是指中心铁路两侧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根据新方针,中共东北局和下属机关撤出沈阳及周围地区,转移到本溪和抚顺等地。在东北的中共部队,也都撤到沈阳—长春—哈尔滨铁路线20公里以外的地区。

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投入战斗后,不久便无法阻击国民党从山海关向关外发起的进攻。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临时扩编的部队素质不行,另一方面也在于苏军在转交武器问题上违背一个多月前“此间家务全部交我”的“最后决心”,造成中共出关部队面临极大的困境。9月间东北局上报当地有大量武器可以拿到,10月上旬苏军又提出可以将沈阳附近有10万支枪的大军火库转交八路军。中共中央得讯后,要求山东八路军和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把武器留在原地,并迅速徒手赴东北接收这批新武器。结果山东许多部队奔赴东北时,大都是每个班只留一支枪用于晚间站岗。

11月间苏军态度突变,声称原定转交的军火他们另有用途,这其实是向美蒋压力让步的一种托词。此前,已经接收到武器的多半是八路军刚刚进入 东北时新收编的部队,他们大多是东北人,地方熟,行动快,抢先打开了日本的军火库,得到了较好的武器。但后赶到的许多老部队,却接收不到武器。结果有人说了俏皮话,说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新兵有枪,老兵无枪。新部队装备好却无战斗力,老部队缺乏装备,自然会影响到愉锦线的作战计划。准备作为榆锦决战主力赶到锦州附近的新四军第三师,就因为苏军失信而未获得新武器,一时难以投入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机械地执行决战计划,后果不堪设想。11月26日,负责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当机立断,决定放弃锦州。

各部队贯彻这一方针后,深入到东北各中小城市和部分乡村,剿灭土匪,搜集日军投降时流散的武器,队伍很快又发展壮大起来。1946年1月,在东北的中共部队又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达到27万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此时也全面展开。1945年11月间在东北放弃不切实际的决战计划,正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战术灵活机动之处。这一时期中共党内的各战略区的领导人可以根据战场情况对毛泽东的指示做变通处理,并大胆地提出不同意见。在那个党内民主生活比较健全的时代,毛泽东恰恰重用了这些根据实际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而不欣赏那些机械执行自己命令的人,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个领袖的伟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