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七、“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设想(1)

 

毛泽东首先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

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和平民主新阶段”一词应该不陌生,因为当年这一口号被当作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并写进了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然而仔细考察历史就可发现,“和平民主新阶段”一词在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下达的停战命令中首先正式提出,实际上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设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上一片民族和解的大氛围下,只有中国内战激烈,也的确显得很不协调。在美国、苏联的干预下,由马歇尔出面调处,中国在1946年上半年确实出现了国内和平的情形。正是在这形势下,中共中央曾设想改变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通过长期的和平政治,争取以“选票进城”等手段最后获得全国胜利。在此之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还要保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在解放区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如此的话中国那时就会出现一种副科条件下长期的“一国两制”。

和平的机会瞬间即逝。最后的实践证明中国革命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随后许多领导人对当年的和平估计乃至“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设想都不愿再提。其实,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人们对客观事务的认识往往都要经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不可能像造神运动时所说的那样事先就能洞察一切。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愿望未能实现,从反面证明了还是毛泽东阐明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原理对,从而更激发起解放区军队和全国革命人民的斗志,以投入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

调停三方各有各的目标

苏、美、英三国当时对中国内战也显得不安,因此设想调停。当然,这三国各有各的目标。

对苏联来讲,战后的首要目标是争取远东和和平,为此其总的战略方针是中立中国。斯大林既承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又有限好支持中共存在与国民党保持某种平衡,争取使中国在未来的美苏冲突中不站到美国那一边。对美国来讲,它一直认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无力以战争手段消灭中共,应该采取和平溶化的方式,为此应停止内战并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政府。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又公开提出其国家在战后已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于是在中国的国共两党之间要充当调解人。英国的战后失去了原有的世界大国地位,主要追随美国。战后国民党不大看得起英国因而一心靠美,这使英国对国民党政权也十分冷淡,不支持其内战政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12月16-27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对中国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苏联在会上要求美国承诺与自己同时从中国撤军,其实这主要是从自己远东国土的安全考虑。美国借口对日军受降和运输国民政府军都未完成,因此无法确定撤军日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谴责了美国在华北还保留着全副武装的日军的做法,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则诬蔑中共军队阻碍国民政府接受日军投降,并表示美国总统已决定派刚刚退休的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前去中国调停。

“和平使者”马歇尔抵达中国

12月21日,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并受三国外长会议之托,马歇尔飞抵中国。12月27日三国外长会议结束时发表了联合公报,就中国问题提出:“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和民主化,并且必须停止内争。”会上苏联提议让中共参加国民政府,美英两国也表示同意。

马歇尔是个有外交经验的军人,为了比较严谨。马歇尔对中国也比较了解,北伐战争期间他曾在在驻天津的美军中当过中校参谋长。马歇尔对国民党并无好感,最讨厌其中的以陈立夫为首的CC派党棍和老军阀们。相反,马歇尔曾对中共表示过佩服,赞誉周恩来是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然而外交家的私人感想并不能改变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马歇尔来华时肩负的是一个自身矛盾的双重任务,即制止中国内战,并支持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这一美国利益决定的使命,注定了他最后不仅无法调停国共战争,而且在根本问题上还得站在蒋介石一边。

当马歇尔到达中国时,国共两党都表示欢迎,那些崇拜美国的自由民主的第三方人士更是倍感高兴,认为和平实现后中国就可走美国的道路。到达重庆后的马歇尔马上要求国共双方停战,当时共产党对此表示赞成,蒋介石却因未达目的不想停火,于是马歇尔向国民党施加了压力,迫使蒋介石让步。12月30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将于明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国内各党派和社会团体参加。同日国民党通知中共代表团,同意组成由马歇尔和政府代表、中共代表组成的机构,监督停火和恢复交通。在全国总的政治形势上马歇尔压了蒋介石一下,可是在东北问题上他却又要求国民党对苏持强硬态度。马歇尔对苏联充满了戒心,这也是战后美国以苏联为主要对手的体现。他来华还有一个使命,就是帮助国民党尽快“接收”东北,并清除那里的苏联利益,结果他的到达使国民党与苏联进行的东北工业问题的谈判告吹。

国民党与苏联彻底谈崩

国民党政府当时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争执的焦点,一是中共武装,二是工业企业设备。中共武装被苏军驱赶出大城市后,工业设备的问题变得突出。20世纪40年代中国90%左右的重工业设施都集中在东北,张作霖父子在东北称王割据时,当地就建设起一些工矿,成为国内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日本统治东北期间,又修建了不少工业设施。对这些设施,国民党政府和苏联都特别关注。

苏军对日作战后十几天就占领了全东北,控制了原来都由日本经营的工矿企业。对于是否搬迁满洲的机器设备,苏联开始还有一定的犹豫。一方面考虑到撤军期限已近,不能多搬;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曾有过“合营”的设想。1945年11月24日,即苏军从东北各城市驱赶了中共机关部队5天之后,东北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与国民党政府东北经济特派员就工业问题开始谈判,提议中苏合营东北80%的重工业。

在这一谈判中,苏联领导人将驱赶中共部队,这也被当成同国民党达成经济交易的一项筹码。许多天里,蒋介石摇摆于接受还是拒绝苏联的要求这两者之间。最后,经过几番思想的上反复,他在最后一刻还是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蒋介石突然改变主意,并非是出于什么爱国心,而是美国人插手的结果。就在蒋介石对是否接受苏联的条件犹豫不决时,美国特使马歇尔到了中国。在美国当权者看来,苏联如果参加“合营”东北80%的企业,那岂不是会就此控制满洲,甚至会影响国民党当局的亲美态度吗?于是,这位五星上将下机伊始,就表示坚决反对“合营”的计划,而是要求国民党完整地接收东北的全部企业。

12月25日,蒋介石派蒋经国为代表飞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要求将东北的工业设备全部留给中国,然后准备让给苏联“一部分利益”。斯大林拒绝接受蒋经国转达的建议,双方谈判于1946年1月中旬破裂。1月13日重庆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凡东北境内一切敌产均归中国政府所有。苏联方面见“合营”东北的工业不成,干脆宣布当地的工业设备都是对日作战的“战利品”。随后,苏军利用其在东北的驻军加紧进行搬迁,而此时国民党当局因自己的新一军、新六军等精锐还未运到,怕中共抢占东北地盘,竟一次次恳求苏军延期撤退,结果撤军完成期限由1945年12月上旬向后拖了半年,这就给了苏方搬运机器设备以充分的时间。

苏军刚刚由东北完成撤军,1946年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派鲍莱为首的考察团来中国东北就工业设备一事进行了调查。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之后,美国国务院于1946年12月发表了关于苏军从中国东北掠走物资的调查报告,其中称:苏联将东北原有的180万千瓦的发电设备拆走100万千瓦以上,约占东北最大发电能力的65%;而且拆走的设备都是最新式设备。这给中国东北造成的直接损失达20亿美元以上。事后苏联方面曾解释说,因为美国和蒋介石可能将东北作为反苏反共的战略基地,所以才将工矿机器设备运走。其实就历史而论,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且不论斯大林当时的本意如何,如果说真想援助中国共产党,把机器设备留给东北解放区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