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七、“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设想(3)

 

国共双方的“精简、整军”

由于对和平即将到来的估计,加上为了表示诚意,中共中央还于3月6日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要求各战略区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电,要求对部队分两期精简,“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完成”。当时只有中原军区由6万人精简为4万人,晋察冀军区由30万人精简至20万人,完成了这一要求。中原部队实行精简,主要是由于在包围圈中供应不济。晋察冀军区的精简,重要原因在于军调部设在北平,中共部队在华北首先实行大精简,对外界能较大的影响。其他军区精简很少,有的还进行了扩编,所以经过这次精简,全军总数只由停战协定签订时的138万人减少到127万人,并未完成“三分之一”的要求。对于随后即爆发的内战来说,这也是一件幸事。

当时的精简军队不只是中共单方面进行,国民党在抗战结束后也进行“整军”,裁减了大批部队。然而蒋介石安排的这种“整军”裁员,却主要针对那些杂牌武装和抗战时的游击队,中央的嫡系部队基本未动。为了显示部队缩小,国民党军还将过去的军改称为“整编”师,过去的师改称旅,在1946年上半年内黄河以南的国民党军基本都完成了这种整编。此招虽然未减其实力,不过也使许多国民党军的军官怨气冲天,因为抗战刚刚结束,自己的官衔就降了一格,由军长变成整编师长,师长则变成旅长。还有大批不受重用的军官被裁,因国内混乱又无处安置,只好编入“军官总队”受训。成千上万的失业军官终日闹事,还集体到中山陵去“哭陵”,使国民党当局苦于应付。结果人称“军官总(队)”与“国大代”“监察委”“青年从(军)”一起,并列为抗战胜利后扰乱国民党江山的“四大寇”。

对于蒋介石来讲,当时的“整军”仍是准备打。共产党确实一度打算和,不过既令当时的人遗憾,也使后人可喜的是,蒋介石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根本不接受中共的条件。政协决议墨迹未干,国民党就文攻武打两手并用,在政治上那些党棍们坚持“一党专制”的独裁体制不放,在军事上则坚持要强占东北,这很快打掉了人们的和平希望。“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设想只存在了短短几个月,中共中央很快也转变为准备对付全面内战。

较场口事件

政协会议刚刚结束十天,国民党CC派的中统特务就制造了较场口事件,使热望和平的人头脑清醒了许多。当时对于政协决议中否认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内容,陈立夫为首的党棍们反对最强烈,蒋介石则在党内会议上要他们“暂且忍耐”。陈果夫、陈立夫二人把持党务近二十年,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因二陈的名字当时以英文字母标记都是C,因此这一党务派系在国民党内就称为CC派,其下属的特务组织则为中统。与军统主要搜集军事情报不同,中统着重负责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特务活动。陈立夫见政协会议结束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庆祝,怒火填胸,面见蒋介石表示,可以秘密让手下的中统人员以民众的身份出面“教训”一下这批人。据说蒋介石听后藏奸不露,不置可否。

于是陈立夫经过一番布置,也模仿共产党发动群众出面斗争的方式,不由官方出场,而让中统特务刘野樵等秘密组织了一批特务和袍哥流氓们,在2月10日各民主团体举行大会时混进较场口会场。国内有名的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等刚登上主席台后,台上突然到处喊打,特务打手们冲上来挥舞准备好的石块、棍棒和铁锤,殴打主席团成员。上万人的会场一时大乱,周恩来赶到会场怒斥打人凶手,一伙暴徒们还气势汹汹地围上来,警卫人员不得不拔出手枪。事后各界向国民政府控告,并要法庭受理此案。可是中统特务刘野樵等人反称是“自卫”。

这一“较场口惨案”中特务的拳脚,使得那些急盼西方式党派议会政治的人知道,在专制独裁和特务统治下的中国“陪都”,光天化日之下连著名社会名流的人身安全都无保障,哪里有什么实现民主可言?马歇尔得知此事,也指责陈立夫一伙是“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蒋介石则以此事非自己所允许来搪塞。然而事后的情况却是,蒋介石对这些“反动势力”不但不惩处,反倒更加赏识,这也清楚说明了其自身的态度。

政协决议被推翻

过不了几天,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会上多数“党国”元老和党官僚们纷纷攻击政协决议,负责谈判并签订这一决议的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等人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在谈话中也声称,对政协决议中的损本党利益的内容要“妥筹补救”。

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并发表决议。这个国民党一党的决议推翻了国民党代表和各党派代表一起签过字的政协决议,决议中规定各党派推选的国民政府委员要由国民党中央选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要置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之下,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内容,也被否定。得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后,中共中央在第二天发出了指示,指出:“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动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这一指示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内战的危险增加,不过仍未放弃“免于分裂”即实现“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设想。

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停战协定签订后,国共双方仍留下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恢复交通,二是此协定是否包括东北。按国民党的说法,停战协定全称应是“停战及恢复交通协定”,强调所谓的“恢复交通”,即恢复平汉、津浦、陇海等铁路的通车。可是在中共方面看来,国内和平没有真正实现之前,是不能允许这些铁路通车的。因为让国民党恢复这些交通线,就意味着共产党的交通线被切断。如打通了平汉线,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就会从中央切断;打通了津浦线,就会将山东解放区切断;打通了陇海铁路,就要造成山东与华中这两个解放区联络中断。

尽管解放区报纸也在不断登载“修复铁路”的消息,实际上却是在观察形势再决定是否动工。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破路工作仍然未停止。当时有人称八路军真是“扒路军”,其实这种破坏敌人交通线的办法是抗日战争以来形成的老传统,这时又被用来对付国民党。

东北问题在停战谈判中未能达成明确协议,主要是马歇尔不愿要蒋介石让步,美国从对苏战略出发也急于要国民党抢占东北。中共中央原以为“停战是包括满洲在内的”,并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取得“默契四点”,即国民党军不得在满洲驻兵太多,调动要通过军调部等,并于1946年1月11日即将上述情况告诉了东北局。然而停战协定发布第三天,蒋介石就否认停战范围包括东北,认为这里只有对苏军“接收主权”问题,没有与共产党停战的问题。

1月13日中共中央马上电告东北的彭真、林彪,说明:“国民党拒绝与我党谈东北问题,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能避免的。望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军进攻时,坚决击破其进攻。”这时中共中央要东北局准备打,目的还是通过一战打退国民党,争取全国和平,所以在东北有人在动员时说要打好“和平前最后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