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七、“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设想(5)

 

形势的变化

马歇尔态度的变化,与他这次回国一个月内的国际形势变化有关。以3月间丘吉尔在美国发表的“富尔敦讲话”为标志,国际上开始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美国对华政策也更倾向于支持亲美的蒋介石,过去貌似公正的马歇尔,态度就越来越偏向国民党一方,指望他调停内战事实上已无法办到。

中共在东北夺取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大城市,并在四平、本溪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一时改善了自己的地位,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很乐观。东北民主联军此时虽发展到34万人,但老部队不多,新部队又需巩固,且缺乏战斗经验。东北国民党军兵力虽不足30万,却依靠便利的运输条件源源不断地增兵,而且其中多数部队参加过远征印缅,是全部国民党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美械装备的劲旅。当时对东北民主联军最不利的是,自己的后方没有可靠的根据地依托,土地改革尚未展开,农民未发动也分不清国共的优劣。

中共中央当时要求暂时放弃一些其他工作,集中力量坚守四平,是希望能一战打出个停战和平,“一停永停”,争取到四平到长春间成为中立区,国共双方以南北满分区而治。然后可以回过头来,从容地巩固后方。四平当时也称四平街,这一仗对东北民主联军来说打得很苦,老骨干就伤亡了8000多人。战斗进行到4月末,战况已对中共方面不利,此时马歇尔、民盟与中共三方达成一个协议,即东北停战,民主联军撤出四平、长春,国民党只派行政人员接收,不得派军队进入,然后依据政协方案和整军协定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四平战斗进行到4月末,战况已对中共方面不利,此时马歇尔、民盟与中共三方达成一个协议,即东北停战,民主联军撤出四平、长春,国民党只派行政人员接收,不得派军队进入,然后依据政协方案和整军协定谈判解决东北问题。对这个中共已经做出很大让步的三方协议,蒋介石却于4月30日一口拒绝,坚持要以军队接收长春乃至全东北,这实际上关闭了东北和平之门。马歇尔此时其实握有压迫蒋介石的王牌,当时美国只要停止对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进行补给和运输,当地战事马上就可停止,然而马歇尔却不使用这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反而还将大量美械装备继续供应给国民党军,这明显是站到蒋介石的立场上。

四平保卫战的得失争论

看到东北无法停战,5月1日毛泽东连续发出两个重要指示,一是向全国解放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一是向东北局要求:“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这里既指出了内战危险,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另一方面仍在争取和平,为此要求在四平再打下去。

对于这次四平保卫战,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和评价。当时指挥新四军第三师参加四平作战的黄克诚曾回忆说:“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一天,毛泽东约我到他住地吃晚饭,我们边吃边争论问题。当谈起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问我:‘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我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我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评说吧。‘”

这真是黄克诚这位正直的共产党人说出的语言!在党内,黄老历来以刚直不阿著称,对待以往的问题也从不唯上是从,而是坚持自己的正确看法。其实当时的历史事实,已经对四平保卫战的得失做出了结论。

四平失守

四平保卫战进入5月中旬,前线部队极为疲劳,后方也没有部队可再增派,国民党的云南部队却已登陆到达,美制的飞机坦克向民主联军简陋的阵地日夜攻击,不熟悉阵地战的老八路和新四军战士们很难再持久坚持下去。同时本溪已经失守,国民党的另一支精锐新六军也增调过来,四平前线的形势更为严重。

5月13日黄克诚向中央直接发了电报,说明新四军第三师的老骨干已损失过半,再打下去不利。同时认为如在东北不能停战,应在全国范围都打起来,才能牵制国民党不向东北再增兵。次日,国民党军新六军向四平以东迂回。5月15日毛泽东一面要求中共代表团再找马歇尔调停,以让出长春争取时间,另一方面要求:“务望全力击溃新六军,并坚守四平。”这是希望在显示实力后再言和。

不过此时四平前线已守不住,新六军不仅未被击溃,还冲破了三纵的阻击插入民主联军纵深。鉴于继续坚守有被敌包围的危险,林彪于5月18日下令放弃四平,当晚部队利用夜暗掩护离开了坚守了一个月的工事,向北撤退。第二天毛泽东在尚不明前线情况的状态下,也为中央起草了给林彪的指示电:“如果你觉得继续坚守四平忆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却放弃四平。”同时毛泽东还要求“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作战坚守一个月”。

民主联军处于混乱状态

然而四平撤退后东北民主联军一度出现了混乱局面,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携部队部署和命令叛逃,这使国民党军尽知民主联军的后方空虚和部队疲劳,竟以机械化部队大胆猛追,将许多部队冲散,一时难以收容。后来知道,这个王继芳在长征路上就被俘叛变过,此刻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又主动投敌。此人因对国民党帮了大忙,随后被授予少将军衔,不过交军统使用,仍是起走狗作用。全国解放时,国民党军统根据将共产党叛徒尽可能都留下潜伏反共的原则,王继芳也未被允许去台湾,结果被抓获处决。

当时不仅是王继芳个人叛变,不少新编的部队和老部队中的新成分也出现哗变和叛逃。说来也不奇怪,当时中共在东北还未来得及进行土改,许多老百姓并未得到实际利益,分不清“八路”和“中央”的优劣,一些人还有盲目的正统思想。当时部队的大批新成分不是靠土地革命动员入伍,而是在苏军占领东北后因局面混乱,生活无着而到共产党军队里混饭吃,这样的兵员当然难以经受严峻考验。此时前方一撤,后方的许多土匪和“先遣军”马上活跃起来,占城夺地准备“迎接中央军”。

面对这种前后受敌的窘迫形势,林彪撤到长春郊外时紧急约见彭真、罗荣恒,一致认为不能再守长春,5月下旬民主联军不仅放弃长春,还放弃吉林,直退到松花江以北,6月初还准备放弃哈尔滨。当时没有根据地依托,等于没有家,撤退时伤员都无人抬。如果再往北撤,就要走入人烟稀少的林区,有重蹈东北抗联失败覆辙的危险,因此只好再退到苏联,但要打回来也困难。此时的东北局面,的确已进入最严重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