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一、十年仇敌,共御外侮(5)

 

国民党采取“招安”方式对待红军及其他军阀

在这种力量对比下的红军改编,共产党在形式上所做的让步就只能更大一些。在国民党保证发饷并不加吞并的前提下,红军名义上要编入“国军”中去。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干部战士最感痛苦的就是摘下代表“五大洲”即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红五星八角军帽,戴上过去长年作为瞄准目标的青天白日徽军帽。红军整编时,许多人在举行仪式并换帽子这一天都放声大哭,有些人索性说:“我宁可回家种田,也不戴青天白日帽子。”作为一种暂时的忍让,八路军、新四军的首长做了许多工作,才使全军干部战士忍痛戴上国民党军帽。毛泽东本人却从来不戴这种帽子,出席党内会议仍然头顶八角帽,只是上面不再缀红星。其实,以后八路军官兵除了在“统战场合”即与国民党军会面之外,平时的军帽上也不缀上内心憎恶的青天白日徽,领子上也不佩国民党授予的军衔章。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就不仿照过去封建王朝的做法,即采取“招安”的态度。国民党当局用收编军阀的态度对待红军,想以给番号和发一点军饷的办法,把八路军、新四军推向抗日第一线,此后又赞成共产党到日军后方发展,其目的都是想让日本的飞机大炮来消灭自己经过十年内战都没有消灭的对手。

对于共产党之外的国内其他军阀,蒋介石用的也是这一套。抗战开始后,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川军、滇军、桂军、粤军等“杂牌”武装都被中央系统以“抗日”之名推到最前线,一般又在中央嫡系的监视下担任最危险的任务。这些军阀都知道蒋介石是借外战之机消灭异己,因此大都竭力避免打硬仗,想方设法保存实力。然而有韩复榘临阵脱逃被处决的前例,加上抗战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还不能不打一些拼消耗的恶仗。结果这些杂牌军受到损失后国民党中央一向极少补充,一些损失重大的部队还被中央军借整编之名兼并了。到了抗战后期,以黄埔军校为基础扩建的中央军的番号数量较之抗战开始时增加了1.5倍,较之北伐开始时更增加了20倍,达到140个师,而且各师人数和武器装备又远胜于杂牌军。

此时各地方军阀部队不仅实力日削,番号数还有所减少,如此蒋介石还不满意。据《李宗仁回忆录》称,临近胜利时蒋介石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索要全国军队的番号名册,仔细计算了一下,发现非黄埔中央系的军队还有近140个师,于是大为不悦地说:“打了八年,怎么还有这许多番号?”这显然是埋怨对杂牌军太宽容姑息了。于是陈诚马上起来攻击他的对手何应钦,声称若是我陈某在其位、谋其政,早就把他们消灭光了!蒋介石马上解除了何应钦担任了十几年的军政部部长之职,由陈诚代之。国民党内部的“军令政令统一”,除了云南省一个倔强不听命的军阀龙云外,基本已经完成。蒋介石虽然成功地对付了其他军阀,但对共产党采取这一套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到了抗日前线,却根据毛泽东的英明决断,以敌后为发展方向,在国民党抛弃的大片地区建立起根据地。结果,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有了十几倍、几十倍的发展,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建立了十几块抗日根据地,不但未被消灭反而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红军改编后的发展方向问题

1937年8月,华北、上海两地开始全面抗战后,拖延未决的国共谈判才有了实质性进展。红军改编后,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发展方向问题。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名义上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提出对日作战号召的团体,开赴抗日前线是毫无疑问的。此时的问题在于应出多少兵、向什么地方发展及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总的目标是要达到既要避免遭借刀杀人的毒计,又要在抗日斗争中发展自己。

毛泽东在全国抗战爆发一年前就预想的计划,是在战争开始后就向日军后方的“政治真空”地带发展。国民党当局要红军前出抗日前线时,在作战任务的安排上却想划分一段正面战线让共产党的军队承担。毛泽东则向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指出:向国民党要求“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根据毛泽东提出并明确向蒋介石说明的这一方针,中国共产党只能在战略方向上接受国民党的要求,不能接受具体的战役指挥和正面战场的一段战线,而要向敌后进发,由自己在战略上独自担负作战任务。例如,当时中共中央同意接受在山西东北部这一方向作战的任务,具体作战方式则无须国民党方面指挥和过问。当时蒋介石急于要红军开赴战场并想借刀杀人,对此问题在原则上予以同意。

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中部的洛川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根据红军的特长及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确定作战地区主要为日军主要进攻方向的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四省交界。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不过有些党内领导者习惯于过去长期与国民党军打惯了的运动战,因此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口号。“运动”这二字放在前面,内容就有很大不同,这实际上是还想同强大的日本军队打大仗,未充分认识到游击战的战略意义。以后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无比高超。

八路军出动问题上的斗争

1937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朱德总指挥、彭德怀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人数编制为4.5万人,国民党当局照此数发饷发服装。八路军举行誓师大会后,即开赴抗日前线,不过在出师路线上也颇费了一番考虑。当时国民党当局想在出发路线上做文章,将原红军分割使用。为此,蒋介石让中央系统的人躲在幕后,让两个身为杂牌的桂系将领出面,由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和军委会第一部部长黄绍?向八路军下达命令,要求以两个师从陕西渭南上火车,经同蒲路到山西北部代县下车参战;以一个师经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在河北徐水下车,到冀东开展游击战。

对此,毛泽东和张闻天马上复电在南京的周恩来、叶剑英,指出“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的阴谋,坚决不能同意。为防止国民党暗算,中共中央决定“谢绝”国民党军委会的“好意”,不乘车走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而是徒步由陕甘宁边区东面的韩城渡口过黄河,进入当时与中共统战关系较好的山西境内。因为一旦坐上火车,别人把你向哪里拉就可能身不由己了,还不如自己的两条脚走偏僻的道路可靠。

在出兵数量上,国民党原要求八路军全部出动。考虑到当时中共唯一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和其他因素,开始毛泽东提议先出三分之一,后来经考虑认为多出有利,决定出师3.2万人。毛泽东又强调,“红军全部开出是蒋之要求”“蒋在陕甘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出去,他则稳占此后方”。中央军委决定在陕甘宁边区仍留1个旅部和9000人的正规部队,组成八路军留守兵团守卫边区。